“美國的‘民主’對黑人並不適用。”美國非洲裔退役籃球明星卡裏姆·阿卜杜爾-賈巴爾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持續400年痼疾對美國少數族裔的戕害，暴露了所謂“人人平等”的美式民主的虛偽。

　　近期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暴力衝擊事件，成為上述這句話的最新注腳。從事發時一些警察允許示威者進入國會，到警察與示威者親熱自拍，再到次日林肯紀念堂外示威者周圍幾乎看不見警察或國民警衛隊員，美國警方對待這些以白人為主的示威者態度，與去年6月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中對示威者的暴力鎮壓，形成了鮮明對比。

　　膚色有差異，待遇大不同。正如美國微軟-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臺主持人喬·斯卡伯勒所説，如果這些示威者是非洲裔，警察會一槍打在他們臉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警方之所以區別對待白人和非洲裔民眾，原因在於美國長期存在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

　　從屠殺印第安人到買賣非洲人當奴隸，縱觀美國歷史，種族主義是其“發家”的一個重要手段。時至今日，少數族裔在美國仍未獲得應有的地位，種族主義通過執法不公、貧富差距、醫療待遇差異等各種形式釋放毒素。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放大鏡”下，世界不僅看到在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少數族裔是如何承受不成比例的傷害，更聽到他們“無法呼吸”的錐心吶喊。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最新數據，非裔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的概率是白人的2.8倍。去年底，感染新冠的美國非洲裔女醫生蘇珊•摩爾遭消極治療不幸死亡一事，引發眾人唏噓。“如果我是白人，就不必承受這些”，蘇珊•摩爾生前留下的這句話，不啻是對美式民主的狠狠打臉。《華盛頓郵報》指出，“她的遭遇再次殘酷地證明，美國始終存在一種基於膚色的機會構建和價值分配製度”。

　　這種基於膚色的差異，體現在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去年6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殺事件，是少數族裔持續遭受暴力執法事件的冰山一角。美國民權律師布萊恩·鄧恩稱，非洲裔佔美國人口總數大概12%到13%，但是在警察槍擊案中，非洲裔受害者佔比卻高達40%。

　　與此同時，針對少數族裔的仇恨襲擊事件正不斷增多。數據顯示，2016年，出於種族主義動機的極端行為造成的死亡人數，佔美國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死亡人數20%，而到2018年這個數字增長到98%。

　　此外，少數族裔在就業、薪酬乃至貸款等方面，也都遭到“隱形歧視”。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從2010年至2018年的數據來看，非洲裔全職工作的周薪中位值平均比白人低近30%。這一切都驗證了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在《美國種族簡史》一書中的論斷，“膚色在決定美國人的命運方面，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事實上，從《民權法》到《選舉權法》，再到《平權法案》，美國政府掏出的保護有色人種權利的工具不可謂不多。然而，流於表面的政策工具反而讓種族主義造成更深的內在社會撕裂。正如西班牙《阿貝賽報》網站所指出，“結構性種族主義從未成為美國總體政策論述的一部分”。

　　出於傳統觀念、既得利益與“基本盤”等因素考慮，美國兩黨無論誰當政，都從未真心解決種族主義。而每當種族衝突問題暴發時，他們往往以所謂“政治正確”的空洞表態來安撫民眾，試圖掩蓋美式民主制度下的內在危機。這使得種族主義始終在美國社會暗流涌動，隨時能引爆民眾情緒，加速美國社會撕裂。

　　如果美國當政者拒絕反思種族主義背後的歷史因素、經濟社會不平等、政治架構等問題，那麼這顆毒瘤就會與美國發展如影隨形，成為困擾美國社會的永久傷痛。而世界則早已看清：所謂美式“民主”不過是“少數人享有”的政治遊戲。（國際銳評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