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周二）晚19:00“审美与向善：戏剧影视名师大讲堂”系列讲座第九季第十五讲（总第180讲）——《电影-世界的共生：为何以及如何编〈中国电影大典〉》在云端举行。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贵州民族大学教务处、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讲座邀请到多位专家拨冗参会：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周星教授；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钟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丁亚平教授；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燕教授。

　　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张燕教授主持。张燕教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副会长兼香港电影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秘书长。全国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领军人才，北京市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领军人才。 

　　讲座开始前，首先由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周星教授进行致辞。周星教授还是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会长，教育部“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培育支持计划”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副主任，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艺术专委会副主任。周星教授表示，丁亚平教授的《中国电影大典》以年代为纵轴，历史性地梳理并构建了中国电影的纵深感，以电影人及其代表性的文本、电影机构和电影期刊为基础，共收录了三千余个条目，堪为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和一本举足轻重的历史巨著，令人敬佩。 

　　周星教授致辞结束后，由贵州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副院长（主持工作）、教授、播音指导、硕士生导师钟华教授致辞。钟华教授还是国家一流专业，国家一流课程负责人，贵州省“金师”，贵州省网络教育名师，贵州省课程思政教学名师，贵州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贵州省“四个一批”人才，贵州省“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贵州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组副组长。钟华教授对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享，她指出，传媒学院是贵州省首家实行部校共建的新闻传播学院，现设有七个本科专业，拥有新闻传播学学术型硕士点，新闻与传播和艺术广播电视领域专业硕士点。近年来，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她提到，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传媒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工作，为适应传媒发展新形势、新业态，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专业的指导和支持，彰显人才培养的特色。 

　　致辞结束，由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教授，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丁亚平教授围绕《电影-世界的共生：为何以及如何编〈中国电影大典〉》展开主题发言。丁亚平教授还是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先后主持完成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丁亚平教授分享了团队汇编《中国电影大典》的原因、过程及意义。 

　　一、“为何”：电影研究的“制度”与叙述危机 

　　丁亚平教授指出，研究要形成一定的堆积或研究准则，以确保我们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但是一旦我们的研究、研究方法、规模样式、分析与叙述规制形状定型了，实际上是研究陷入某种材料的不足、观念的固化。也就是说，研究不再是一种开放的状态，而是会被既定的认识、已有的观念所阻碍。 

　　他认为，某个层面而言，“重写电影史’的出现及反复强调是研究出现危机的体现，“叙述”的困难带来的是内部的“分裂”，当研究进入某种“自说自话”的困境，或许从“叙述”回到“材料”是一种更加落地和可靠的取径。如果说将《中国电影大典》作为方法，那么它的显著意义在于“呈现”和“对话”，在最大限度里呈现了中国电影于百余年中的真实面貌、形态和流变，在时代横向和历史纵向的意义上进行着对话。同时，他指出，今天我们口中的“历史”实际上是曾经的“现实”，是曾经的“现在”，它们构成了过去，塑造了现在，而“现在”实际上必然会是未来的“过去”。换句话说，看上去这些材料、文献关乎的是历史，实际上关乎的是现在，也是未来。 

　　二、“如何”：电影研究的文本与视界的重构 

　　丁亚平教授指出，在结构上，《中国电影大典》对中国电影人及其代表的典型文本、电 

　　影机构、电影期刊进行了历时地、系统地、细致地梳理，这样庞大且繁杂的工程是对中国电影的一次整体性地回望其中，中国电影面对的是视界的发现、延伸和重构。 

　　同时，他表示，电影大典若只是以编年史记录重大事件，则事件孤立而缺乏彼此间的联系;若只取代表性影人、影片、机构挖掘，固然深入，但没有连贯始终之时间线，没有全局的视野，无法导向全貌，难托《中国电影大典》之名。所以《中国电影大典》横向以影人、影片、机构为深度，并辑录、节选其重要文字及相关评论文章，纵向则以时间轴为刻度，书写影人生平和评论文字，同时聚焦其代表作品，词条总目录上各个知名电影人同列。 

　　丁亚平教授介绍了文献的基本构成——共设有《影人·影片卷》《机构·人物卷》《期 

　　刊·编辑卷》《北京电影学院卷》，计四大卷，共20册，收录条目3197条，图片4000余幅，总字数2200余万字。他强调，“重构”的意义在于找到新的切口，发掘新的内容，重看中国电影的来路、现在，由此，那些被确定的、被记忆的、被突出的、被遗忘的、被湮没的经验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再次显现出温度和力量，在挖掘、解释、对话中找寻一份属于电影的坚持和本真。他认为，“重构”体现在“立场”的客观上，融入太多的主观和“不忠”，可能就会让不少情形、不少复杂性的历史，处理起来更形困难。此外，“重构”的意义还折射在地域的综合考察中，这让我们掌握的材料增添了交互与并置的可接近性。 

　　丁亚平教授指出，在一种可称为“纵深线”时间的维度中融入思想与精神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电影历史“纵深线”的原型图式、多维走向及其交叉重叠与潮汐起落进行探究、梳理和把握，并在自体反思和理论场域中出新，是可能的。这跟电影史学发展中的跨学科趋向有关，也跟我们的重思的创新意识、史学思维和方法论有关。 

　　三、《中国电影大典》之“大”与“典” 

　　丁亚平教授指出，首先大典之所以为“大”与“典”，在于辞典性，也就是工具性，关照的是研究视角以至学术生产的重新结构化。他以明星影片公司为例，提到其前身是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编撰时会在词条开头会标准他的英文名称，还有成立时间以及结束的时间，体现出辞典的基本含义。他提到，“这看上去这是一个很小的事，实际上在编的过程中费了不少工夫，有的电影人生卒年其实是大费周张才考定清楚的。” 

　　接下来，丁亚平教授分析了大典的“经典性”。他强调，如果只追求一味“大”忽略了经典性，就会失去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对内容进行编选的时候，团队非常关注其中的经典。他指出，经典有多重意义，比如说对象选取的经典性。同时，他也指出，翻阅《大典》的目录会发现选题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串联性和历史性。“比如内容中既有明星、天一等历史上著名的公司，也有华谊兄弟、博纳、开心麻花等当代电影公司，还有像豆瓣网、1905电影网这样的新兴平台。这恰恰体现了我前面说的历史纵深线的观念。” 

　　最后，丁亚平教授表示，大典之所以“大”与“典”，还在于其作为专题档案与研究的丰富性和关联性。“这也同样让这部《电影大典》变得更有吸引力和长远的价值”。 

　　讲座结束，丁亚平教授对线上观众的提问进行了详细解答。 

　　互动完毕，由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周星教授进行总结后，讲座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