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裏·馬達沙希

聯合國前高級經濟官員

創意中心諮詢委員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

　　 導讀 

　　結合上月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及其全球相關性的背景，本文為剛剛由帕爾格雷夫出版社出版的名為“多元主義及世界秩序”的文章之修改版本。

　　第59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MSC）于2023年2月17日至19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參與2023年會議的有世界主要大國的領導人、決策者、國會議員和商界人士。本次會議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戰的高層辯論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平臺。

一枚硬幣的兩面

　　20世紀90年代初，和平與發展的雙重目標成為世界秩序中的主導因素。因此，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批准，聯合國秘書長髮起了“和平議程”，以突出發展帶來的潛在和平紅利。在當時，和平與發展被視為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硬幣的第三面，即環境退化，並未受到更多關注。

　　由於對環境的擔憂加劇，聯合國會員國（193+）一致批准並於2015年發佈了名為“2030年議程”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DG）。這一重大舉措的主要目標是解決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緊迫問題及其對其他挑戰的影響，如貧困加劇、荒漠化、獲得優質和平等教育、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污染和饑餓。今天，經過大約8年的時間，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儘管目標依然存在，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進展仍是緩慢或不足的。地球正在迅速、大規模地喪失其生物多樣性。現在地球上20%的物種正面臨著滅絕。科學家們估計，除非採取緊急行動，否則到本世紀末這一比例將上升到50%。此外，亞馬孫流域目前的森林砍伐率可能導致此地區到2050年時降雨量下降8%，引發其向“大草原狀態 ”的轉變，而這又將對地球的大氣循環系統産生更廣泛的影響。

　　海洋化學物質的變化也比3億年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快。海水吸收了人類活動帶來的過多溫室氣體，由此産生的海水酸化和變暖正迅速對魚類資源和珊瑚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南極洲的冰川正在融化，水資源匱乏威脅著我們的部分文明。

　　由於對節約和儲存能源的焦慮，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斷增加。在缺乏許多可持續的替代能源計劃的情況下，化石燃料再次被視為一種商品和能源消費的便捷手段。近年來，世界上每100萬美元的全球GDP就相當於排放約500噸二氧化碳。2019年，世界上每880億美元的GDP就會産生400億噸二氧化碳。2021年，全球與能源有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6%，達到363億噸，達到歷史最高水準，因為世界經濟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危機中強勁反彈，並嚴重依賴煤炭來推動這一增長（IEA旗艦報告，2022年3月）。

　　顯而易見，由於二氧化碳和其他熱誘導氣體的排放，而源頭無可爭議地指向人類，地球的氣候正在迅速變化。

　　這將意味著什麼？在未來30年或更長的時間裏，世界範圍內將出現更強烈的地震、熱浪、更具破壞性的乾旱和更多的暴雨，這將導致各大洲的廣泛破壞和洪水侵襲。

　　為應對這些危機，我們需要在未來10年內大幅減排，以實現凈零碳排放的長期目標。

預料之外的衝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空前爆發，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都在努力應對其後果。低收入和弱勢人口遭受失業、債務增加和收入減少的影響。這場大流行幾乎迫使大多數政府，特別是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制定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復蘇方案。然而，並不是所有政府都擁有必要的資源，以可持續的方式、如此大規模地引導資本，以滿足新興的社會需求。

　　由此産生的經濟衰退嚴重影響了幾乎所有重要的金融決策，並繼續影響著未來十年的全球經濟。這將與所有國家預計大幅減少，甚至削減一半的碳排放，以控制全球變暖在1.5攝氏度以內的預期相吻合。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許多人在家鄉以外尋找新的機會。由於劇烈的氣候變化、沿海洪水、長期乾旱、野火或極端污染導致的大規模氣候遷移將加速這一趨勢。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未來幾十年內，預計有10億人將生活在炎熱難忍的地區。海平面上升也可能導致同樣數量的人流離失所。降水量的變化可能導致約200個城市缺水，這將嚴重影響許多國家和群體的糧食和水資源安全。

　　新冠肺炎還影響了國際關係，加速了向更加支離破碎的世界秩序的過渡，在這種秩序中，國際體系的未來組織原則變得越來越不明確。這些因素現在因當前大流行所釋放的競爭性零和動態而加劇。

　　儘管面臨所有挑戰，但大國競爭的環境及新冠肺炎帶來的經濟壓力，也為我們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尋求合作基礎提供了機會，例如應對全球危機。

　　目前，建立一個能夠實施氣候和健康相關緩解標準的國際重心是一個重大機會。在共同標準和利益基礎上，形成制度支撐的生態系統。這將需要大量的發展資源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

　　這樣一項舉措將可能讓發展機構重新參與其中，並利用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合作與競爭

　　將時鐘撥到2014年，那或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模式。當時，美國政府做出了一項戰略決定，與中國共同宣佈其根據設想中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擬作出的國家自主貢獻（INDC）。據此，美國將在2025年實現全經濟體減排26%-28%（低於2005年水準）的目標，而中國則宣佈打算在2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並在2030年前將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份額提高到20%左右。

　　這一聯合聲明在全球産生了重大影響。該公告為其他國家在接下來幾個月完善本國氣候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至2015年12月領導人齊聚巴黎參加第21屆締約方會議時，180個國家（佔全球排放量的近95%）已經宣佈了自己的氣候目標。這對於建立導致成功締結新巴黎氣候協定的國際勢頭至關重要。

　　在這一成功之後，2016年10月15日，在盧旺達基加利舉行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締約方第28次會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7年）上，197個國家就逐步淘汰氫氟碳化物的修正案達成了協議。根據修正案，各國承諾在未來30年內將氫氟碳化物的生産和排放量減少80%以上。美國環境保護署（EPA）估計，到2050年，這一逐步減排的時間表可以避免超過8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並在本世紀末避免高達0.5攝氏度的升溫。

　　發展中國家明顯分為兩類，中國屬於第一類，到2024年必須凍結氫氟碳化物的消費，而印度屬於第二類，允許從2028年開始逐步停止排放。所有發展中國家也有資格獲得資助，以幫助它們從生産和消費氫氟碳化物向其他物質過渡。

　　經過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密切談判，以及國際民航組織其他成員國之間的廣泛多邊談判，2016年10月6日，國際民航組織達成了“國際航空碳抵消和減排計劃（CORSIA）”，承諾各國到2027年將航空排放量控制在2020年的水準。這些目標在2027年之前都是自願的，但鼓勵各國在該日期之前選擇加入。截至2016年10月12日，約66個國家，佔國際航空活動的86.5%以上，表示有意願參加CORSIA（ICAO 2016）。

　　中國已成為美國在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政策討論中的戰略夥伴。自從兩國成千上萬的人開始合作開展研究、分享經驗，並在部署清潔能源技術方面發展商業企業以來，這一角色變得尤為重要。全球氣候變化仍是對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脅，單方面解決這一問題將極其困難。

未來期許

　　越來越清晰的是，未來幾十年的地緣政治將主要由經濟和技術競爭決定。那些在新興技術方面領先並形成技術標準的國家將會享受到延伸到戰略優勢的回報。經濟、技術、信息、人類安全和軍事力量現在交織在一起，定義了我們世介面臨的許多挑戰。目前全球力量結構的任何快速變化都不僅僅是領導層的簡單變化，而是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整體結構的根本變化。

　　有人説，至少目前，想要基本穩定全球秩序，需要接受主權和經濟自由主義仍然是多邊計劃的重要特徵。雖然不能保證在更廣泛的國家政府、跨政府網絡、非政府組織聯盟、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複雜和多中心的治理安排基礎上，能夠制定更多方面的秩序。

　　考慮到人類面臨的巨大障礙，應對當今挑戰的最佳方式是在各方面重新建立夥伴關係，讓所有利益攸關方參與其中，維護全球化，並在21世紀相關問題上形成合作行動的新機制。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雙邊接觸，使兩國能夠利用自身的規模和重要性，動員其他國家採取行動，從而幫助兩國取得與其利益相關的若干多邊成果。

　　還應努力利用非國家利益攸關方的作用，利用具體的工具和能力，以多極的方式制定新的倡議。我們認為，人類將有相當好的機會依靠持續的多邊全球化進程，作為任何健全的全球新秩序和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礎。

　　文章來源：CCG；IPP評論

　　特別聲明：本文僅代表專家觀點，不代表創意中心的觀點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