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未名湖北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所在的才齋在盛夏蔥蘢的環抱下，尤顯古樸典雅。儘管正值暑假，這裡仍不斷有學者進出，20餘年如一日堅守著“為往聖繼絕學”的事業。北大《儒藏》中心學者近日在接受北京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系統整理儒學典籍的基礎文化工程，《儒藏》工程中收書510種、近2億字的“精華編”中國部分已全部出版；全本編纂工作穩步推進，規模將在“精華編”的基礎上增至約3400種、共計10億字至12億字。在AI（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加持下，編纂工作已駛入快車道。

　　20年幹一件“良心活”

　　北大才齋二樓的一間小會議室裏，記者見到了滿滿一墻的精裝“藍皮書”——510種、282冊已出版的《儒藏》“精華編”中國部分，燙銀的書脊尤其顯眼。

　　《儒藏》工程自2003年啟動，按照規劃工程分“精華編”和全本編纂兩步走：前者將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儒學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以及韓國、日本、越南等歷史上的重要儒學文獻集為一編；後者大大拓寬收錄範圍，計劃囊括歷史上有價值的儒學著作。

　　“最初的計劃是，用10年完成‘精華編’編纂。但實際上，僅‘精華編’中國部分，就用了20年的時間。”中心副主任、責任編委沙志利開門見山講進展，預計明年內，“精華編”越南部分有望全部推出。

　　“古籍編纂是一件‘良心活’。”沙志利坦言，三代學者付出了20餘年心血。“古籍整理不僅要求學者通曉原文內容，還需精通版本學、校勘學、訓詁學等，逐字逐句吃透文本。《儒藏》中心的很多學者從博士畢業後便投身其中，數十年如一日，只做這一項工作。”

　　目前，《儒藏》全本編纂工作已啟動。沙志利以讀者熟知的《論語》為例：“精華編”收錄有23種文獻，全本編纂的數量計劃增加至170余種，足見兩者體量差異。“按照‘精華編’的經驗，全本數目可能在編纂過程中隨時調整，目前我們暫定計劃是共計出版3401種。現在已經整理完50種了。”

　　前路漫漫。何時收官？沙志利擺擺手笑著説：“也許15年，也許20年。説不準。”

　　技術助力“快工”出細活

　　相比《儒藏》“精華編”，全本編纂工作正在提速。

　　沙志利感受到最大的變化是，《儒藏》全本編纂工作正在迎來一場技術驅動的效率變革——那些曾經耗時費力的基礎步驟，逐漸交由AI承擔。“現在《儒藏》的整理校勘工作幾乎都是在線上完成的，速度快多了！”沙志利介紹，自2025年起，北大與字節跳動合作，借助“識典古籍”整理平臺推進《儒藏》全本編纂工作。

　　沙志利登錄平臺向記者展示，建立書目條目後，上傳古籍底本影像，平臺會利用光學字符識別技術自動識別文本。經過校對團隊的人工粗校後，古籍影像就轉化成了差錯率較低的、可編輯和檢索的電子文本。同時，AI還會自主完成標題提取、標點、分段、命名實體識別等工作。

　　“最明顯的是，校勘環節省了很多精力。”沙志利感慨道。過去，校勘者需要把底本和校本攤在一張桌子上，每個校本都要逐字逐句比對。如今，平臺瞬間就能列出多個版本的差異，學者再據此進行判斷、撰寫校勘記。平臺還支持分卷提交、實時反饋，校點者完成一卷就可以提交，審稿團隊同步審閱，有問題及時反饋，“校點的人和審稿的人工作是交叉進行的，整體速度大大加快。”他説。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輔助處理了簡單機械的校勘工作之後，專家可以把精力更好地集中在關鍵環節上，比如對存在爭議的標點、詞句等做出更準確的學術判斷，實現“快工”出細活。

　　讓古籍走進普通讀者生活

　　會議室一角，已故《儒藏》工程首席專家、總編纂、北大哲學系教授湯一介先生的半身雕像靜靜矗立。在“他”的注視下，後繼者孜孜不倦。早在20世紀90年代，湯一介就提出用現代學術眼光和技術手段，把歷代儒家典籍文獻彙編成一個獨立文獻體系。

　　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專家湯一介生前影像資料。新華社資料圖

　　《儒藏》工程浩大，但一起步就卡在了核心問題上：怎麼編？《儒藏》中心研究員、責任編委張麗娟印象很深，當時學界有兩種聲音，一種主張影印出版——這是古籍整理最常用的方式，只要找到善本，便無需花費太大精力；另一種以湯一介等學者為代表，堅持用現代學術規範進行標點、校勘。

　　“最終，大家選擇了公認更艱難的路。”張麗娟回憶，古籍標點、校勘之難，業內皆知。“很多人覺得這項工作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若想應付了事，並非不能，成果必然經不起推敲。經過這20多年的艱辛努力，我們覺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20餘年的學術接力，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儒藏》。張麗娟説，這份事業也帶動了一批年輕學者的成長。“我們自己培養的很多學生，現在都是編纂工作的主力。”

　　如今，《儒藏》編纂也正在迎來更多參與者。“我們今年開始廣泛招聘校點者，組建更大規模的審稿、校對團隊。”沙志利笑著説，目前已經有500多人報名申請參與校點工作。

　　“我們把這項工作定位成學術傳承，希望用現代的學術規範把古籍傳承下去。”張麗娟認為，有了比較規範的文本，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就可以基於這些文獻開展研究，再去面向普通讀者普及知識。“希望能打破古籍與普通讀者之間的壁壘，讓更多古籍走進普通讀者的生活。”（記者 何蕊 相旭陽 陳嘉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