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好東西》劇照           

　　看完《好東西》的觀眾都會一個共同的觀感：雖然這部影片處理的兩性話題十分犀利，但它的質感卻是溫和、調皮和輕盈的。我看了兩遍，每一場都會出現此起彼伏的笑聲，其中有女聲，也有男聲，觀眾還會在電影精彩處自發鼓掌。可見，觀眾的觀影體驗也是不錯的，剛剛開出的9.1的網絡評分也證明了這一點。在當下讓觀眾走入影院變得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好東西》這部如此討觀眾喜歡的國産電影就值得我們認真探討一下了。

　　電影新貌：

　　以遊戲與思想實驗的方式處理嚴肅社會議題

　　《好東西》的題材並不新鮮，都市中單親媽媽的煩難生活和女性成長在以往的影視創作多次出現。該片的故事線也簡單而鬆散，以單親媽媽王鐵梅重新就業和女兒茉莉學打鼓的過程串起了鄰居小葉、鐵梅前夫、鼓手小馬、胡醫生等主要人物。影片之所以能翻出新花樣，實際上是以一種十分新穎的理念在創作電影。借鑒電影理論家埃爾塞瑟的理論洞見，我稱這類電影為不可判定性電影，指的是一種從根本上保持結構模糊和意義含混的電影。這類電影的出現是面對目前的全媒介矩陣和觀眾變化，電影製作者主動變革的産物。

　　從媒介來説，如今的電影必須滿足為多重媒介提供各自所需的內容。從觀眾來説，更是需要在一個人人都是自媒體、並且意見極其分裂的環境下獲得更多人對電影的認可。一種結構模糊和不可判定的電影就可能成為一種保險政策，它能夠保證不同媒介和不同觀眾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比如去年大熱的玩偶片《芭比》就具有不可判定性，我們只需要將其與《玩具總動員》這樣更早期的同類型作品進行比較，就立刻會發現其中的差別。而且正是這種不可判定性為這部電影帶來了高票房與高口碑。

　　不可判定性電影往往包含兩個相互配合的元素：遊戲和思想實驗。

　　首先，不可判定性電影喜歡採用遊戲化思路拍攝電影。這樣既能帶來刺激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觀影樂趣，又能與真實生活保持距離，是製造不可判定性的聰明舉動。遊戲化還能夠進一步軟化影片中可能的尖銳社會議題，帶給觀眾相對輕鬆的觀影體驗。

　　《好東西》中進行了大量的角色反轉遊戲。與《芭比》塑造肯的思路相似，《好東西》中的男轉女成為影片的一大亮點。鐵梅的前夫就是影片塑造得最生動的一個男轉女形象。他不僅在婚姻中成為家庭主夫和育友，而且主動學習兩性問題新知識，滿嘴兩性話題相關言論。但他的學習只在口頭上，其行為與言談內容常常相左，由此帶來了很多滑稽的表演。影片的幾個高潮場面都是通過前夫與小馬之間以“爭寵”的形式進行的遊戲。影片一邊調侃人物的思維頑固和行為荒唐可笑，但又將一切諷刺批評都變成一種喜劇性的溫和嘲諷。

　　鐵梅、小葉與茉莉三人之間則是在母女、育友、閨蜜等多种女性角色之間進行著互轉遊戲。時而鐵梅與小葉是閨蜜，時而鐵梅是小葉的母親，時而小葉是茉莉的母親，時而茉莉又成了小葉的母親，時而鐵梅與小葉成為茉莉的“父母”，時而三人又成為閨蜜。這些複雜的女性角色互轉遊戲讓三位不同年齡的女性能夠相互啟發、取暖與療傷，讓女性情誼的表達更加豐富和多元。

　　《好東西》中還有大量精彩的金句遊戲。金句是指當下的電影為了適應目前短視頻傳播的需要，集中傳達價值觀的精煉臺詞。這些耐人尋味的金句通過短視頻傳播，激發觀眾濃厚興趣，進而吸引他們觀看電影。如《芭比》中格羅利亞的一段表達社會對女人既要又要的金句就在互聯網上形成了極強的傳播效果。《好東西》中的金句同樣非常多，這些金句大多取自互聯網上人們耳熟能詳的各種兩性話題的知識和觀點。

　　該片做得十分巧妙的是，它並沒有單一由女性來輸出金句，而是通過聚餐等巧妙的人群聚集形式，以女男對話的方式進行金句接龍遊戲。其中每個人説出的觀點都是自己邏輯下的産物，一旦相互碰撞，觀眾可以將這些金句理解成含沙射影或者雙關語，就會産生強烈的戲劇感和滑稽感。而且金句接龍遊戲也暗示了性別問題本就不是單一女性的事情，而是男女合作的事情。因為很多有問題的性別觀點不僅傷害女性，男性同樣是受害者。

　　以遊戲化思路拍電影，其重心也不再是模擬現實，而是通過遊戲探索規則，喚起觀影者對現實的深層思考和嚴肅體驗。正如該片通過小葉之口兩次説出包括遊戲的臺詞：“不再玩他們的遊戲”“等著你們長大後出現新的遊戲規則”，《好東西》以遊戲化思路真正希望的是啟發觀眾對兩性問題底層邏輯的關注和思考。此時，遊戲就轉變為了思想實驗。

　　作為思想實驗的電影，就是通過各種電影手段讓電影成為一種有效的論證工具或探究困境的方法。如《芭比》中設置的如果男人變成“第二性”怎麼辦、如果女人成為統治者怎麼辦等假設，就帶來了思想實驗的效果。

　　《好東西》通過更豐富的遊戲化手法也進行了多樣化的思想實驗。如果男女角色互換會怎麼樣？如果女人成為單親母親會什麼樣？如果兩個女人合作撫養孩子會怎麼樣？如果男人學習了新的兩性觀點會怎麼樣？這些假設能夠促使觀眾脫離習見的性別角色和關係，接受更複雜的性別現狀，並在性別問題上具有更強的能動性。

　　總之，以遊戲和思想實驗的方式，一方面能通過模糊的不可判定性來吸引不同的觀眾，改變截然對立和劍拔弩張的社會議題表述方式，同樣具有揭露各種權力操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還能夠啟發觀眾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並訓練其對後真相狀態的反思能力。這正是《好東西》既犀利又溫和的訣竅所在。

　　導演新質：

　　拋開看待事物的一切固有觀念

　　不可判定性電影與導演密不可分，比如引領好萊塢此類電影風氣的格蕾塔·葛韋格（《芭比》）和克裏斯托弗·諾蘭（《盜夢空間》）。

　　類似的，在國産電影領域，邵藝輝既是新一代的女性，也是新一代的導演。她的氣質與《好東西》的不可判定性氣質非常吻合。她對電影，對人生的態度都是開放而溫和的，她目前的兩部作品也都選擇了不同代際、不同性別、不同人生經歷的人物構成多元表達。她還能夠多方吸收文化資源。我們在她的電影中不僅可以觀察到張愛玲寫普通人時犀利與共情並存的味道，還有她對各種或高級或通俗的作者或作品的隨手拈來，費裏尼、伍迪·艾倫、《那不勒斯四部曲》、泰勒·斯威夫特等都在她的電影中被隨意引用。她還積極參與網絡文化，所以將網絡上的各種熱梗很自然地融入自己的電影創作中，與年輕觀眾産生共振。

　　這種多元而開放的特質讓邵藝輝的作品往往能夠將很多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內容進行巧妙地融合，由此賦予其電影十分靈動的氣質。比如《好東西》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蒙太奇處理，一邊是茉莉與小葉玩著聽大自然各種宏偉聲音的遊戲，另一邊則是作為單親媽媽的鐵梅做各種繁重家務勞動發出的聲音。兩種聲音和影像構成的並置竟讓沉重的社會話題獲得了一種詩意的表達。

　　我們看到，包括邵藝輝在內的新一代導演，還有一個難能可貴的新質，就是對當前電影創作正處於不斷變化和生成的狀態有著清醒認知，並進行主動接納。比如在《好東西》中，王茉莉這個九歲小孩的角色之所以如此重要，因為她就是變化和生成的具身化呈現，也是導演自我的理想鏡像。該片不僅以茉莉在觀眾和表演者之間的互轉遊戲進行了一種別樣的成長書寫；在影片最後，導演借她的自白再次強調還在變化中，還有各種可能性。正如影片最後那首歌所唱的：做個小孩兒。

　　當下十分複雜的電影創作環境形成了一種埃爾塞瑟所提出的分散的能動性狀態，導演作為電影的創作中心和多種對立力量的焦點，如果還只是固守傳統的電影製作觀念，已經無法適應當下的創作環境了。今年以來，很多曾經有票房號召力的導演電影票房不再風光，就是生動注腳。如邵藝輝這樣能夠如孩子一樣不帶有任何固有觀念看待事物的態度，是比較可貴的導演新質。

　　（作者桂琳，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文聯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