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好地方”揚州，長江運河激蕩歷史迴響

展現清代揚州繁華的《邗江勝覽圖》。 袁耀（清） 繪

　　西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長江北岸築邗城、開邗溝，挖下世界文化遺産中國大運河的第一鍬。從此，揚州作為一座長江與運河交匯的城市，在長江濤聲和運河帆影間生長、演變、發展、繁榮，2500多年來幾度興衰卻生生不息，留給我們一座東亞文化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一座每當煙花三月就會讓人神往的詩意之都，一座雖在江北卻被公認屬於精神江南的“綠楊城”。

　　江河交匯，滋養千年文脈

　　揚州是中國大運河的生長原點，對此《左傳》中只有短短七個字：“吳城邗，溝通江、淮。”邗溝因此成為中國歷史文獻中第一條有明確開鑿年份的運河。

　　邗城遺址位於今揚州蜀岡一帶，長江北岸15公里左右，然而在春秋末年，蜀岡就位於長江邊，古吳國的士兵站在高崗上瞭望四方，耳邊回蕩著拍岸的濤聲。

　　由此處開挖的邗溝，借助沿途的自然河湖，向北直通淮安末口到達淮河，在今天的江蘇境內，長江和淮河兩大水系第一次得以人工溝通，從此連為一體。

　　隋煬帝開通隋唐大運河，這是中國大運河在歷史上第一次全線貫通，其主要功能“漕運”成為大運河的關鍵詞，在國家統一、政權運轉、物資轉送、文化交流和沿線城鎮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揚州則因為處於江河交匯處，長江流域及江南漕糧每年二月在揚州集中北上，這直接帶動揚州成為全國的物資轉運中心，並使之成為唐代全國第一大都市，時稱“揚一益二”（益指成都）。

　　從唐詩中，我們可以一睹揚州之繁盛：

　　徐凝寫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盛讚揚州風景優美；

　　李白名句“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千年以來都是揚州最好的文案廣告；

　　王建寫下“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表明揚州那時就有熱鬧的夜生活；

　　杜牧不僅留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的金句，還在離開揚州之後戀戀不捨寫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張祜則更誇張，他寫下“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活著愛不夠，死後還要長眠於此；

　　張若虛更是被揚州長江岸邊的景色激發，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這首詩被譽為“孤篇壓全唐”，聞一多稱其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李白這首詩中所説的，是唐代潤州刺史齊澣在長江瓜洲開伊婁運河的故事。在唐代，原本在江中的瓜洲因泥沙淤積，逐漸與陸地連在一起，從鎮江北上的漕船必須繞行瓜洲，迂迴60里，齊澣遂開挖25里伊婁河，省去運道迂迴之苦，功績甚大，所以才得到李白如此讚譽。

　　瓜洲不僅是一個詩意存在，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的情思，“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的豪放，留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淒美，而且成為扼守運河的兵爭要地，直到晚清，太平天國還和清軍為爭奪瓜洲而反復拉鋸。遺憾的是，隨著江岸北移，瓜洲開始坍江，光緒十年（1884），瓜洲整體坍入江中，蹤跡全無。

　　揚州在古代社會的又一個高峰是明清時期，同樣是得益於江海交匯帶來的漕運、鹽業、物資集散、人員往來帶來的繁榮。明清時期，來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長江中游以及包括浙江在內的江南地區的漕糧，都要由長江經過揚州運往京師。每年春季，坐鎮淮安的漕運總督都要專程趕到揚州，在長江邊巡視所有漕船經過瓜洲經運河北上，並且跟船一路進京述職。

　　清代康熙、乾隆分別六下江南，每次都在揚州停留。乾隆南巡不僅留下了瘦西湖一夜之間造白塔的故事，而且直接促成了國粹京劇的誕生。西元1780年，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為了迎駕，各地戲班群集揚州，連續多日為皇帝和百姓演出。御駕南行後，各戲班意猶未盡，相約沿運河一路北上演出。1782年船隊到達京城再次“匯演”時，奇跡發生了：雅戲與花戲雜陳，徽戲中融進了二簧腔、崑曲等各類聲腔以及弋陽戲的武打做功……各劇種融合在一起，一個新劇種呼之欲出。

　　8年之後，乾隆皇帝八十壽辰，四大徽班進京，從此世間有了京劇。

　　新中國成立後，江河傳奇仍在續寫。始建於1961年的江都水利樞紐既是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源頭”，也是江蘇江水北調的“龍頭”，長江水由此被抽送向北，滋潤齊魯與燕趙。淮北地區大片農田實現“旱改水”，結束了糧食不能自給的歷史，成為大糧倉。

　　通江達海，這裡曾是海港城市

　　今天人們講起海潮，第一印象往往是錢塘潮，然而在唐代及之前，最著名的當數揚州的“廣陵潮”。

　　當時的長江入海口和今天杭州灣相似，都呈喇叭形，自揚州向東，江面逐漸開闊，海潮從江口上溯至揚州和鎮江，奔騰澎湃，形成潮涌。

　　漢代枚乘在《七發》中寫廣陵潮“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雲內，日夜不止……”中唐詩人李紳在《入揚州郭》詩序文中也説：“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可見當時海船可以停泊到揚州城外。

　　位於江尾海邊的揚州，是一座比肩廣州、泉州的海港城市，並成為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和大運河的樞紐性節點，瓷器、絲綢、玉雕、茶葉、金銀器等均為大宗商品，“揚州銅鏡”更是享譽海外的名牌。當時的揚州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城內大食人、波斯人、日本人、新羅人隨處可見，他們經營珠寶、珍貴藥材等生意，讓城市顯得更為國際化。

　　1998年，印尼勿裏洞外海發現了唐代的阿拉伯沉船“黑石號”，船上載有珍貴的金器、銀器和漆器，以及多達6.7萬件中國各地的瓷器。專家推測，“黑石號”來自波斯灣，當時阿拉伯人是海上絲綢之路上最活躍的商人群體。船隻在廣州卸貨後，一路向北，到揚州補貨，再借助冬季的東北風返程，卻不幸沉沒。

　　專家之所以認為這艘船從揚州出發返程，一條重要的證據就是船上發現了“揚子江心鏡”。揚子江是長江下游的別稱，而江心鏡則是揚州的特産，據傳江心鏡是在陰曆五月初五鑄造于揚子江心，因為符合陰陽五行之説而具有神力，是唐代揚州向皇帝進獻的貢品。

　　而在“黑石號”沉沒前的近百年前，鑒真從揚州出發6次東渡，成為中日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西元742年，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來到揚州大明寺，懇請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法，當時在場僧眾沒人出聲，良久之後弟子祥彥表示渡海太危險，“滄海渺漫，百無一至”，鑒真慨然道：“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鑒真的堅定鼓舞了眾人，當場有21人表示願意同往。隨後眾人準備船隻、乾糧，不料被告發勾結海盜，官府拘禁所有僧眾，第一次東渡就這樣夭折了。隨後的6年中，鑒真4次嘗試東渡，經歷過長江口沉船，海上遇風暴，被告發，九死一生，雙目皆盲。

　　西元753年，鑒真一行秘密乘船沿長江到達蘇州黃泗浦（今張家港塘橋鎮），悄悄坐上日本遣唐使的船隻，終於成功抵達日本。在日本，鑒真不僅為皇室剃度，在日本確立了戒律制度，而且把中國的典籍、醫藥、建築等文化帶到日本，千年以來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成為中日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位使者。

　　更多的外國人借道揚州南來北往，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利瑪竇，外國使團往往也在揚州換船沿運河進京。這些使團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馬戛爾尼在行記中寫道：“在瓜洲渡口望去，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濤般洶湧澎湃，我們還見到了江豚。”

　　富可敵國，揚州繁華以鹽盛

　　揚州的大王廟裏，供奉著兩位神主，分別是春秋和漢代的兩位吳王夫差和劉濞。供奉夫差，是因為他開揚州建城史，開挖邗溝；供奉劉濞，則是因為他開運鹽河。

　　西元前195年，劉濞開運鹽河，自揚州茱萸灣到泰州海陵倉，再到海安、如皋，總長近200里。從此以後，隨著沿海灘塗的生長，淮南淮北兩個鹽場的鹽主要通過運鹽河行銷各地，揚州是重要的食鹽集散中心和管理中心，留下了“揚州繁華以鹽盛”的俗語。

　　淮鹽是國家的重要稅源，為國家穩定、政權運轉發揮著重要作用，唐代劉晏在揚州改革鹽業，使淮鹽行銷半個中國，鹽業拯救了“安史之亂”帶來的財政危機；北宋末淮鹽年産1.8億斤，佔到全國半數以上；明代朱元璋創“開中法”，即鹽商為朝廷運送軍需物資，取鹽為報酬；清朝淮鹽最高年産量近8億斤，達全國1/3。

　　明清時揚州鹽業興盛，離不開運鹽河和長江兩條水道。當時泰州、通州的20個鹽場先在泰州設倉匯儲，經運鹽河運抵揚州灣頭，再從運河經儀徵入長江，溯江而上，行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揚子四岸”。有資料顯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揚州鹽業資本達七八千萬兩，與戶部存銀大體相當，壟斷了鹽業銷售，可謂“富可敵國”。

　　晚清陶澍和陸建瀛推行票鹽制，領票即可參加行鹽，鹽業參加門檻下降，對傳統壟斷鹽商造成打擊，太平天國運動又使兩淮鹽業遭受重創，揚州鹽商自此漸漸衰落，然而鹽商對於揚州文化、園林、藝術等領域的影響和貢獻卻影響深遠。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揚州共有10個世界遺産點，為運河沿線城市最多，其中瘦西湖、個園、盧紹緒鹽商住宅、汪魯門鹽商住宅、鹽宗廟等5個遺産點都與鹽商有關，佔據揚州世界遺産的“半壁江山”。

　　作為大運河文化帶和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交匯城市，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悠遠的文脈傳承為揚州注入新的發展動力，揚州這個“好地方”在新時代激蕩著發展的澎湃潮聲。（新華日報 記者 王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