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近日舉辦的《小平小道》創作出版座談會上，作者朱虹的發言全文：

　　我想和大家談一談為什麼寫這本書，以及為什麼説小平小道是改革開放思想的醞釀之地。

　　2010年，我從北京調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分管文化、旅遊和教育。因為工作的原因，我經常到小平小道陳列館和將軍樓去考察工作，接待重要客人。在此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小平小道”的重要性，覺得這是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神奇之地。

　　2018年，舉國上下掀起了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的熱潮。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85元；而2017年，人均GDP達到了59660元，是40年前的155倍。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這個思想是從哪起源的？經過認真調研和準備，我寫了一篇回憶鄧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江西生活和勞動的文章。2018年9月28日，這篇文章在《江西日報》用一個整版發表後，受到各方關注，馬上被江西時政頭條以《江西這條小道為何能把中國引向康莊大道，朱虹同志這篇文章説清了》為題進行轉發，隨後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人民網、求是網、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中央宣傳部“學習強國”等平臺及全國各省權威新聞網站，包括鄧小平故居四川廣安的新聞網站也都全文轉載。

　　五年來，每次陪同客人去小平小道陳列館參觀考察，經常聽到外省來客對小平同志在江西生活的好奇以及詢問，有時問得講解員也回答不上來，我就覺得一篇文章的體量還是不夠，應該寫一本專門講述小平同志在江西三年零四個月下放生涯的書。這個念頭萌發後，我便開始在工作之餘閱覽大量資料特別是內部資料，到歷史現場實地考察，尋訪事件親歷者，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資料以及動人的細節，對小平同志下放江西勞動期間的工作時長、生活作息、三餐食譜、讀書鍛鍊等情況均有所了解，逐漸形成了這本書的雛形。醞釀成熟之後，我于2023年夏天開始動筆。從一篇文章到起心動念寫一本書，五年來夙興夜寐，一朝瓜熟蒂落，也許是機緣巧合，成書付梓之際，恰逢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我想，這正是對小平同志這位偉人最好的紀念吧。

　　鄧小平同志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三落三起”，飽受磨難而屹立不倒。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大國有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三次被打倒，三次都站起來，而且每一次都站得更高，位置更重，發揮的作用更大。鄧小平曾幽默地説：“如果給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希望獲得該獎的金牌。”

　　本書並未全面研究鄧小平光輝燦爛的一生，而是重點講述他下放江西勞動的三年零四個月這段特殊經歷。正是在小平小道，他深刻思考了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要問題。

　　第一，這裡是他理論創新的準備之地。在艱難時期，江西為鄧小平提供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他在這裡系統學習馬列著作及毛澤東著作，大量閱讀歷史、文學、哲學等方面的書籍，提升了理論創新的水準和能力。他還堅持讀報和聽廣播，關注並思考當時的時局動向。在此期間他停服了安眠藥，堅持洗冷水澡和鍛鍊身體，為領導改革開放做了充分的智力和體力準備。

　　第二，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廣泛調研了革命老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基層群眾的貧困生活有了直接了解，他尖銳地指出“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後40年”。他將生産力發展的快慢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一個標準，明確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著名論斷，而這正是改革開放的起點。

　　第三，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明確提出，在工業和農業中要改變舊的生産方式和環節，發展“機械化”，搞“流水線”，並充分肯定要發展外銷産品，為國家創匯。實際上就是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擴大進出口。

　　第四，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亂象叢生，出現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死人傷人事件時常發生，正常的生産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國家經濟到達了崩潰的邊緣。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能再搞嗎？1972年11月，在江西省泰和縣與池龍的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壞人鑽了空子。”

　　第五，在這裡他深刻思考了“如何科學理解毛澤東思想”。駐地工作人員要他學習《毛主席語錄》時，碰了軟釘子。鄧小平拒絕碎片化、片段式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他在1972年8月給毛澤東寫信説：“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一切領域中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實際上是開創了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先河，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先聲。鄧小平通過在小平小道的觀察和思考得出一系列正確的結論，指出了中國問題的嚴重性，為後面的改革開放指明瞭方向。

　　鄧小平通過在小平小道的觀察和思考得出一系列正確的結論，為後面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有的同志提出，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是1974年至1975年才産生的。鄧小平明確指出：“説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産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明確指出：“鄧小平在離開江西時，他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堅信中國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他對中國應當向何處去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鄧小平夫人卓琳在寫給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信中説：“通過三年的觀察，他(鄧小平)更加憂思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通過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堅定。這些，對於他復出不久即領導進行全面整頓，以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制定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産生了直接的影響。”“從‘小平小道’上延伸出去的，則是一條通往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應該説，“文革”十年是鄧小平人生中最為痛苦的一段。一個偉大人物如何度過自己的艱難歲月，其中展現出了什麼樣的特殊品質，值得每一個人深思。

《小平小道》出版社：三環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朱虹 出版時間：2024年08月

　　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之後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問他這幾年是怎麼過來的，他稍一思考，就回答：“等待。”他在等待什麼？在等待時局的變化，等待毛主席對他的再認識。果然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被起用了。

　　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曾回憶，1979年他下野後希望重返政治舞臺。他問鄧小平：“你曾有這樣的經歷，你的秘訣是什麼？”鄧小平説只有一個：忍耐。忍耐，是因為擁有崇高的信仰，對為之奮鬥的事業充滿信心，是大政治家堅強性格的重要體現，是心中雖波濤洶湧但引而不發的冷靜表現，是一代偉人長期的人生積澱形成的高尚品格。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時，曾問鄧小平：“你最痛苦的是什麼時候？”鄧小平回答説：“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説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樂觀主義就是永遠相信真終將戰勝假，美終將戰勝醜，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理想終將變成現實。有了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信心和勇氣。1972年，鄧小平在江西時就預言，他還能幹20年，他後來果然又工作了20年。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階段。

　　那麼，鄧小平的力量來自何方呢？他生前説過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祖國和人民，就是鄧小平創造奇跡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