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朱虹（南昌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之際，由三環出版社和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朱虹著的《小平小道》。應中恒·江西人文大講堂之約，8月21日，朱虹與聽眾分享了他為什麼要寫《小平小道》這本書，以及該書的特點和意義。

　　緣起小道

　　2010年，我從北京調任江西工作，由於工作原因，我經常帶重要客人到小平小道陳列館和將軍樓去考察。在此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小平小道的重要性，覺得這是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神奇之地。經過積極爭取，我們為小平小道在中央電視臺做了一個專題宣傳，叫《偉人足跡》。

　　2018年，舉國上下掀起了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的熱潮。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81元；而2017年，人均GDP達到了59660元，是40年前的156倍多。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這背後的思想之源在哪？經過認真調研和準備，我寫了一篇回憶鄧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江西生活和勞動的文章。2018年9月28日，這篇文章在《江西日報》用一個整版發表後，受到各方關注，馬上被江西時政頭條以《江西這條小道為何能把中國引向康莊大道，朱虹同志這篇文章説清了》為題進行轉發，隨後中國共産黨新聞網、人民網、求是網、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中宣部“學習強國”等平臺及全國各省權威新聞網站，包括鄧小平故里四川廣安的新聞網站也都全文轉載。

　　多年來，每次陪同客人去小平小道陳列館參觀考察，經常聽到外省來客對小平同志在江西生活的好奇詢問，有時問得講解員也回答不上來，我就覺得一篇文章的體量還是不夠，還應該寫一本專門講述小平同志在江西三年零四個月下放生涯的書。這個念頭萌發後，我便開始在工作之餘閱覽大量資料特別是內部資料，到歷史現場實地考察，尋訪事件親歷者，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資料以及動人的細節，對小平同志下放江西勞動期間的工作時長、生活作息、三餐食譜、讀書鍛鍊等情況均有所了解。醞釀成熟之後，我于2023年夏天開始動筆。從一篇文章到起心動念寫一本書，五年來夙興夜寐，一朝瓜熟蒂落，也許是機緣巧合，成書付梓之際，恰逢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我想，這正是對小平同志這位偉人最好的紀念吧。那麼，本書主要有哪些特點呢？

　　以小見大

　　本書書名是《小平小道》，4個字裏面有2個“小”字，必須在“小”字上做文章，以小見大，從小到大。鄧小平是一個低調務實的人，他的講話和文稿都是質樸而簡短。我們寫鄧小平，也要體現這樣一種通俗易懂的質樸文風，講他的故事要通過他生活的細小情節來體現。如書中講到1970年1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工資被停發，改發生活費205元，他家裏9口人處於困難之中，只好在居住小院裏開始種菜、養雞，並減少自己的開支。這裡用了鄧小平一張一日三餐的食譜：

　　早餐：一碗糯米酒釀衝雞蛋，兩個饅頭，一碗稀飯，一點點豆瓣醬

　　中餐：一杯水酒，三樣素菜（青菜、黃瓜、苦瓜或韭菜）或一樣葷菜，一碟豆瓣醬或辣椒醬，兩小碗飯

　　晚餐：一杯水酒，三樣素菜，兩小碗飯

　　將家裏三位老人一個月的生活費控制在60元內解決。一張菜單就説明瞭鄧小平的生活狀態，他就是在這樣困難條件下來研究和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個大問題。

　　在講到鄧小平思想轉變時舉了一個小例子。那個時期，糧食和副食品供應不足，買什麼都要憑票供應，當時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每家每月最多只能買兩塊豆腐。莊師傅的孩子將買來的兩塊豆腐高興地捧過來給爸爸看，一不小心摔掉了。莊師傅心疼壞了，一生氣就打了孩子兩嘴巴，父子倆都掉了淚。小平同志看到後就想，老百姓還過著這樣的日子，難道我們幹了一輩子革命，就換來這樣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一件小事悟出了一個大道理，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一條紅線

　　這本書始終遵循了一條紅線：即從小平小道醞釀改革開放思想——1974年和1975年的改革試驗，大刀闊斧搞整頓——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是緊密相連、層層遞進的。

　　本書重點概述的是鄧小平下放江西勞動的三年零四個月這段特殊經歷，正是在小平小道，他深刻思考了改革開放的系列重要問題。

　　第一，這裡是他理論創新的準備之地。在艱難時期，江西為鄧小平提供了一個較為寬鬆的環境，他在這裡系統學習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大量閱讀歷史、文學、哲學、科技等方面的書籍，並每天堅持讀報和聽廣播，提升了理論創新的水準和能力。他堅持洗冷水澡，堅持鍛鍊身體，為領導改革開放做了充分的智力和體力準備。

　　第二，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廣泛調研了革命老區的經濟社會狀況，對基層群眾的生活有了直接了解，他尖銳地指出“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後40年”。他將生産力發展的快慢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一個標準，明確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著名論斷，而這正是改革開放的起點。

　　第三，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明確提出，在農業和工業中要改變舊的生産方式和環節，發展“機械化”，搞“流水線”，並充分肯定要發展外銷産品，為國家創匯。實際上就是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擴大進出口。

　　第四，在這裡他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亂象叢生，出現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正常的生産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國家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能再搞嗎？1972年11月，在江西省泰和縣與池龍的談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壞人鑽了空子。”

　　第五，在這裡他深刻思考了“如何科學理解毛澤東思想”。駐地工作人員要他學習《毛主席語錄》時，碰了軟釘子。鄧小平拒絕碎片化、片段式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他在1972年8月給毛澤東寫信説：“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一切領域中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實際上是開創了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先河，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先聲。鄧小平通過在小平小道的觀察和思考得出一系列正確的結論，指出了中國問題的嚴重性，為後面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

　　如果沒有小平小道的三年，就沒有1974年到1975年小平同志復出後大刀闊斧地整頓和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大膽而強有力的舉措。卓琳説，“通過三年的觀察，鄧小平更加憂思國家的前途命運。通過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堅定。這些，對於他復出不久即領導進行全面整頓，以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制定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産生了直接影響”。從小平小道復出後，1975年1月，鄧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他把在小平小道的思考用於國民經濟建設的實踐中，立即大刀闊斧地領導整頓。

　　一開始，鄧小平即為落實毛澤東“軍隊要整頓”的指示作了部署，他要求解決部隊中存在的腫、散、驕、奢、惰問題。接著，他雷厲風行地著手領導鐵路整頓，不到一個月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鋼鐵工業和國防科技的重點整頓。借毛澤東提出要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機會，鄧小平把整頓從經濟部門引導到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從1975年7月起，文藝的調整、軍隊的整頓、教育的整頓、科技的整頓、地方的整頓、農業的整頓先後展開，並取得明顯成效。在此基礎上，他向全黨全國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並進而明確全面整頓包括軍隊整頓、地方整頓、工業整頓、農業整頓、商業整頓、文化教育整頓、科技整頓、文藝整頓和黨的整頓等九個方面。1975年11月，開始實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持續9個月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

　　1975年鄧小平對各方面工作進行的整頓，使全國形勢明顯好轉。當年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工農業總産值比上年增長11.9%，鋼、原煤、棉紗及鐵路貨運量等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與此同時，科學、教育、文藝等領域開始打破嚴重沉寂混亂的局面，出現了新氣象。整頓中，各級黨的領導，尤其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得到加強，各條戰線的生産、工作秩序逐漸好轉，許多地區的嚴重派性和武鬥得到抑制，落實幹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全國的社會秩序逐漸趨向安定團結。全面整頓説明瞭鄧小平關於改革的政策方針是正確的，為隨後進行的改革開放積累了經驗。中央指出：“這次整頓實質上是後來改革的實驗，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願望。”“整頓的業績和他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風骨，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總是挺立在時代潮頭，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中國發展的前景，帶領著中國人民逐步開闢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1978年，中國GDP只有3645億元，人均GDP只有381元。2023年中國GDP超過126萬億元，是1978年的345倍多；人均GDP達89358元，是1978年的234倍多，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穿越時空

　　鄧小平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跌宕起伏。本書在寫作小平同志在江西三年零四個月時，不可避免要用倒序、插述和蒙太奇的手法，將一些過去的回憶、與此相關的故事加以表述，這種方法使故事的情節更完整，結構更嚴密、內容更充實、人物更豐富、主題更突出。如在本書中寫了鄧小平同志16歲到法國勤工儉學和到蘇聯留學，從廣西的百色起義到江西任縣委書記，從挺進中原到決戰淮海，從橫渡長江到揮師西南，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的總書記。當然，重點是寫他的“三落三起”。

　　第一次“落”與“起”，是在1933年，鄧小平當時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因堅決抵制“左”傾政策，被視為所謂“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路線的帶頭人，被撤銷職務，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往樂安縣所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隨後他被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負責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報。1934年底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

　　第二次“落”與“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鄧小平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當時他是黨的總書記，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並被下放江西勞動。直至1973年，他回到北京，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黨、國家、軍隊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與“起”，是1976年因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鄧小平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再次打倒，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才再次復出。隨後，他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被外國媒體稱為“永遠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

　　在世界發展史上，還沒有發現哪一個大國有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三次被打倒，三次都站起來，而且每一次都站得更高，位置更重，發揮的作用更大。特別是最後一次，他帶領全國人民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也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鄧小平曾幽默地説：“如果給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希望獲得該獎的金牌。”

　　家國情懷

　　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説：在生活中，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家庭處於困難之時，作為一家之長，為了讓孩子治病，為了讓孩子上學，為了孩子的工作，他會一反一貫的作風，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筆，一封又一封地寫信，而且是不厭其詳地寫。

　　根據我們的統計，在江西期間，他共給中央領導寫了10封信，其中8封是寫關於家庭生活情況和子女情況，只有2封講到政治問題和自己的工作。

　　鄧小平在視察珠海時講到了家庭，他説：歐洲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家庭不行，家庭是個好東西，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孔夫子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單元，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鄧小平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在“文化大革命”這種大動亂中，家裏充滿的是和諧溫暖，他的晚年也是兒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他對國家的情、對人民的情、對朋友的情，樸素而深沉，令人動容。他生前説過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堅韌不拔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鄧小平人生中最為痛苦的時期。一個偉大人物如何度過自己的艱難歲月，其中展現出了什麼樣的特殊品質，值得每一個人深思。

　　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之後去見了毛主席。毛主席問他這幾年是怎麼過來的，他稍一思考，就回答：“等待。”他在等待什麼？在等待時局的變化，等待毛主席對他的再認識。果然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被起用了。

　　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曾回憶，1979年他下野後希望重返政治舞臺。他問鄧小平：“你曾有這樣的經歷，你的秘訣是什麼？”鄧小平説只有一個：忍耐。忍耐，是因為擁有崇高的信仰，對為之奮鬥的事業充滿信心，是大政治家堅強性格的重要體現，是心中雖波濤洶湧但引而不發的冷靜表現，是一代偉人長期的人生積澱形成的高尚品格。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華時，曾問鄧小平：“你最痛苦的是什麼時候？”鄧小平回答説：“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説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樂觀主義就是永遠相信真終將戰勝假，美終將戰勝醜，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理想終將變成現實。有了這樣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充滿信心和勇氣。1972年，鄧小平在江西時就預言，他還能幹20年，他後來果然又工作了20年。這20年，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20年，也是他在世界上影響最大的20年。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階段。

　　我是在粉碎“四人幫”、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大學生，我的成長經歷與改革開放歷程同步。和同時代的人一樣，我們都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對鄧小平同志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感情來調查研究，沉心靜氣來寫這本書的。我希望讀者在閱讀《小平小道》一書時，能夠跨越時代，沿著故事的脈絡，走近既有著超人境界和非凡格局、也有著普通人的愛憎和深情的鄧小平，學習他身處逆境而始終豁達樂觀、肩負重任而總是舉重若輕、目光遠大而始終腳踏實地、功高至偉而從不居功自傲的偉人品格。從故事中汲取智慧，從思想中吸取養分，從精神中獲得力量。願每一顆奮進的心靈都不畏艱險、踏平坎坷、勇毅前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鄧小平同志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我們要緊緊圍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這個中心任務，繼往開來，奮發進取。”

　　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銳意進取、團結奮鬥，不斷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