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千芳和周小平：不是我們出色只因是網民一員

“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花千芳(右)與周小平

　　“文藝工作座談會”來了“體制外”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

　　不是我們出色，只因我們是網民一員

　　用“暴得大名”來形容花千芳和周小平並不過分。10月15日，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併發表重要講話。參會的72位文藝工作者名單曝光後，人們發現其中的70個人都是成名已久的藝術界內人士，只有兩個人——花千芳和周小平，除了“網絡作家”的標簽，他們是誰、來自哪、將去何方，這三個終極疑問竟一時難住了媒體。

　　其實，既然是網絡作家，那就從網絡尋求答案。在百度百科上，花千芳的簡介是：長期活躍在美言、天涯、鐵血等論壇的草根農民網絡作家，作品以傳遞正能量、弘揚中國夢為主基調，代表作《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周小平在新浪微博上的自我介紹是“互聯網資深分析師”，代表作有《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等。

　　日前，兩位網絡作家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同為“體制外”作家，雖然他們走的道路不同，但都走得“活色生香”。

　　我從“網”上來

　　中國青年報：作為年輕的網絡作家，出席如此“高大上”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否感到意外？

　　花千芳：是中國作協出面邀請我。我是遼寧省撫順市作協的會員，好歹也是“圈裏人”，就沒把自己當外人。他們跟我説有個“文藝工作座談會”請你過來聽一下，不用發言，穿便裝就行。我就以為是培訓課，有這樣的機會到我身上，還挺高興。也不知道怎麼挑到我，就去了。下了火車，他們告訴我，會議是習大大主持召開的！我就懵了。我抓著對方的肩膀問：“真的？真的？真的？”

　　周小平：我還好，在開會前並沒十分關心(這個問題)。

　　中國青年報：這是否意味著像你們這樣的“體制外”人士，成為文藝界重要角色？

　　花千芳：我去年加入撫順市作協，可一直覺得自己在“體制外”。作協又不給錢，我還得每年給它交50元會費。這次請我去參加會議，可能是國家對互聯網越來越重視的結果。這個結果落到我身上是一個偶然，但這件事的産生是一個必然——不請我也會請別人。並不是我特別出色，只因為是網民的一員。

　　“體制外”作家和“體制內”作家都很重要。必須要有一些大師去做深度的研究、寫作，但這些作品可能不適合普通人看。我願意承擔這樣的角色——把大師思想的精華“翻譯”成老百姓願意看的。

　　周小平：中央黨校不是説“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嗎？既然互聯網已經是一個在文藝戰線上非常重要的平臺，高層就沒有理由視而不見。

　　中國青年報：你們覺得自己和在座的其他作家相比，除了一個是在書上寫，一個是在網上寫，還有哪些不同？

　　花千芳：最大的區別，就是傳統作家重深度，網絡作家更重廣度。有人看不懂傳統的、高深的東西，但又需要充實自己，怎麼辦？就需要我們這些人來做“快餐文化”，或者叫“大眾文化”。

　　我對“快餐文化”這個詞不滿意，因為現在這群做“快餐文化”的人，已經走得太“遠”了——一味地追求金錢，沒有道德底線。只要做文藝工作，就應該宣揚真實、美麗的東西，為文明進步做點貢獻。我不反對市場化運作，我們需要掙錢。我在寫書的時候也鼓勵大家多掙“小錢錢”，但一定要有道德底線。

　　周小平：説良心話，在場的人都很知名，在各自領域有相當的成就和影響力。而我們本身水準很有限，影響力也小很多。我們去的一個意義，可能在於我們這些80後，既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和家國情懷，又熟悉當下的民意表現形式，像網言網語、微電影等。

　　“體制外”年輕人成功靠什麼

　　中國青年報：作為“體制外”的青年文藝工作者，你們覺得自己“成功”靠什麼？外部的成才環境怎樣？

　　花千芳：我不認為自己成功，我只是作為一個網民代表參加了這個會。就我以前的經歷來説，“體制外”的文藝工作者都非常困難，主要是生存來源沒有保障。尤其是網絡作家，沒有人給稿費，網站對網絡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業是種地，寫作必須是副業。

　　此外，我們沒有發表作品的平臺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難。出版社連“體制內”作家都養不活，就不用説養我們這些“體制外”作家了。我投過好多次稿，編輯都不拆封，説“出版計劃已滿”，就給退回來了——這也不能怪他們，新人寫手太多，要挑出一個有潛力的，任務繁重；萬一新人的書賣不出去，還要賠錢。我參加了這個“文藝工作座談會”後，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約稿。

　　周小平：我覺得現在大環境很好，市場化運作已很成熟，一些網絡作家掙得特別多。“天蠶土豆”一年1000多萬元。文化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場的認可。因為，如果別人不願意掏錢買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沒有意義——這不是市場決定論，而是，如果你的東西足夠好，就一定有人願意掏錢。當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場。

　　中國青年報：當年初出茅廬時，你們怎麼克服困難？

　　花千芳：必須去適應環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網絡上寫作，只要我的文章能發出去，能讓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寫作當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寫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沒掙什麼稿費。基層作家想獲得一點支持非常難——我覺得傳媒平臺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時候能不給錢就不給錢，給錢的時候能少給就少給。

　　周小平：我覺得不會有人比當年的我更慘。我上學的時候，父母雙雙下崗，我上不起學就去當兵。當完兵，我一邊打工，一邊自考大學文憑。我到北京時，一個人都不認識，父母都在四川老家，親戚沒有一個當官的、有錢的，我怎麼辦？

　　我理解的“中國夢”不是讓你躺在家裏等著發財，而是給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機會。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經常別人早上9點鐘上班，我早上6點鐘上班；別人晚上6點下班，我淩晨一兩點鐘才回家；別的同事不願意幹的活，我全都拿過來幹。

　　希望進入“體制內”嗎

　　中國青年報：希望進入“體制內”嗎？或者，希望國家給“體制外”的文藝工作者什麼扶持？

　　花千芳：我不排斥這個事，也不熱衷，都行。如果希望，就希望能有一個遴選的機制，給草根作家一個通道去展示自己。我們所有的文藝工作者，不管什麼領域，都該有這樣的機制，這一點《中國好聲音》做得挺好。現在有些文學評選，必須要有推薦單位。評作品，以文章論英雄就行，幹嘛要推薦單位？

　　周小平：説實話，如果讓我去簽約出版社，我還不樂意呢。我靠的是個人努力。這個社會需要個人努力和外界環境相輔相成。國家提供大環境，也不是説大環境好了就能發財。現在國家太平，經濟增長、社會安定，其他的只能靠個人。我在打工的時候，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找到工作，我也不去領失業金。我覺得自己不是弱者。

　　中國青年報：參加了“文藝工作座談會”，人生計劃會有改變嗎？

　　花千芳：開完會，我坐著“地鐵”——因為沒有買到坐票，我在高鐵車廂地板上坐了5個小時，回到了老家。回家後，媒體聞訊而來，採訪都得“排檔期”，不過估計過兩天熱鬧也就消散了。

　　以後我會以寫作為主業，種地為副業。這也是我一生的希望。當然，我的寫作方向是愛國主義。現在負面聲音較多，對國家産生了不利影響。我不反對批評，也特別希望聽到批評。但我認為，一定要在批評的同時，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案，那樣批評才是有價值的，不然就成抱怨了。

　　周小平：我以前做Flash網頁遊戲，後來做類似“三國殺”的棋牌遊戲。現在開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會等文化活動。將來，我不會以寫作為主業。我對掙錢的興趣也蠻大。我寫作是出於熱愛，説我想説的話。本報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