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説香港“佔中”不是“公民抗命”而是“港版顏色革命”

　　關於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的性質判斷，人們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其做出了不同的定位。大體來講，有“公民抗爭論”和 “顏色革命説”，而這兩種性質判斷，從政治上講，會有完全截然不同的後果。

　　“佔領中環“的組織者堅稱“佔領中環”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因為堅持這一性質認定就可以使這場運動涂上 “悲壯”且“神聖”的色彩，披上具有“正當性”的外衣，這樣，就可以更好地鼓動那些並不太懂得“公民抗命”理論真實內涵的人們參與。客觀地講，“佔領中環”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在煽動學生加入“佔中”並使“佔中”得以延續上是具有某種“成功性”的。如何揭開“佔中”的面紗，讓更多的香港市民真正看到“佔中”的用心和目的，就需要從理論上對這場自稱為“公民抗命”的運動進行分析。

　　香港的所謂“公民抗命”，在西方被稱為“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從”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行為，即在一個民主政治社會中，公民個體或群體以非暴力形式，故意以公開的行為違反與自己的政治理念、道德認同和所信奉的宗教不相符的法律、政策或裁定。行為者自願接受因此行為而導致的國家制裁。

　　在香港的泛民派揮舞著民主大旗，以所謂“正義”，“悲切”和“勇敢”的姿態表現所謂的“抗命”之時，他們卻犯了一個理論上貨不對板錯誤。這就是西方理論中所陳述的“公民不服從”行為的正當性是以現行制度和法律具有“惡”性為前提。而在香港的現行制度和法律具有充分正當性的前提下，“佔領中環”運動是不能用 “公民抗爭”做理論招牌，來破壞香港法治、繁榮穩定和普選的。也就是説，基於香港現行制度和法律的“良”性，“佔領中環”即為一種違法行為，並非“公民抗命”意義上的抗爭。

　　在厘清了 “佔領中環”並非“公民抗命“性質的情況下，我們再看看”佔領中環“運動從始至今的變化，從中不難發現“顏色革命”的蹤跡。

　　所謂“顏色革命”指的是二十一世紀初期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這些有著明確政治訴求的活動，背後一般都有外部勢力插手的因素，經過社會動員，往往導致持久的社會對立和動蕩，給執政者形成強大壓力 。而這種對“顏色革命”的描述恰恰符合“佔領中環”運動中的各種要素：

　　一、“佔領中環“的策劃者是不是在這場運動的宣言中也宣稱“抗爭”具有 “非暴力”和“和平性”？

　　二、“佔領中環”運動初始提出的訴求（要求中央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産生辦法的決定）和進行過程中提出的訴求（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下臺）是何目的？

　　三、外部勢力是否給予了“佔領中環”運動以支持，甚至直接插手“佔領中環”運動？對於這種判斷，“佔領中環”的策劃者當然不會承認，但確有各種證據證實了這一點。

　　四、“佔領中環”是否已經給香港社會帶來了混亂？由此而産生的對香港社會的傷害是否具有長期性？研究香港問題的多名專家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佔中”行動對於香港核心價值——法治的破壞是毋庸置疑的。

　　鋻於香港並非國家實體，而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筆者認為，對“佔領中環”運動從政治上判斷為“港版顏色革命”是具有充分道理的。它雖然無法直接顛覆中央政府，但它提出的“要求梁振英下臺”的訴求是十分明確的，而這一點就足以構成“港版顏色革命”性質的核心。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對於“佔中”的後續處理仍然將會以法治的方式進行。不過，對“佔中”作出性質定位有助於廣大香港市民認清其本質，做出客觀理性的選擇。（作者張定淮，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