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留守兒童背後的中國農村家庭困局

　　六一兒童節已至。當城裏的孩子手捧鮮花、氣球，臉上綻放著歡慶和喜悅，跟隨家長，或在遊樂場嬉耍，或在科技館流連時，可曾想知，農村留守兒童的這一天也許和平常並無二致。他們遠在他鄉的父母一年難得回一次家，他們年邁的祖輩不可能為了一個兒童節日而放下活計歡笑慶祝，以讓單調的一天有所不同。

　　他們的臉上寫著孤獨、渴盼和一種脆生生的怯弱，少了幾分孩童自有的活潑。他們的“六一”，在城裏孩子的笑容之外。

　　傳統家庭結構解體 留守兒童成“問題”

　　據2014年數據，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100萬。2005到2010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約242萬，增幅為4.13%。一個龐大而不容忽視的群體。他們缺少父母關愛的生活、貧瘠蒼白的處境，令人揪心。

　　每三個農村孩子裏面，就有一個留守兒童。國家衛計委今年5月公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農村留守兒童佔比超過1/3，留守老人接近1/4。留守家庭成為常態家庭模式。

　　年輕的農村父母為了生計離鄉在外，留下了家裏的老人和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窘迫，農村有限的經濟來源，繁華大都市的機會，都推著他們往外走。

　　一個完整家庭，因其中成員的遷徙，而分裂成兩部分，離開家鄉部分和留在家鄉部分。本為一個，卻出現了“流動家庭”和“留守家庭”兩種形態。“流動”和“留守”背後，是中國農村家庭發展的困局。

　　農村傳統家庭結構解體，幾代同堂名存實亡。造成這種傳統家庭結構解體的，其實是傳統農業經濟結構的瓦解。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生産投入大，週期長，收益小，絕大多數農村青壯年都選擇外出打工，形成了規模可觀的“打工經濟”，進而取代傳統農業經濟成為農村家庭主要的收入來源。

　　“由於發展向城市傾斜，導致本該在農村照料幼兒和老人的農村青壯年轉移到城市。對於鄉村青年來説，外出打工就像成人禮一樣，現在的鄉村已經徹底改變了。”在中國農業大學教授葉敬忠看來，留守兒童問題的發生是“照料赤字”的必然産物。

　　兩年前，記者柴靜採訪在大山支教的德國志願者盧安克時寫到，紀律可以帶來秩序，但是是被動的，只有一個人歸屬於一個事情，一群人，一個社會，才會有認同，和發自內心去照顧它的願望。

　　處於鄉村裂變中的留守兒童，去哪尋找那個想要發自內心去追尋的歸屬？

　　留守兒童問題早在1999年就被提出。16年來，隨這一群體衍生出的教育、安全、心理問題不斷觸動公眾的神經。

　　生活或變好 “撫養”卻落空

　　今年一項針對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慶、貴州6個勞務輸出大省的調研顯示，49.2%的留守兒童在過去一年內遭遇過意外傷害；43.8%的留守兒童對學習不感興趣，49.4%經常沒完成作業；39.8%的留守兒童感到孤獨，其中經常覺得孤獨的留守女童達到42.7%。此前也有調查顯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檢出率高達57.14%。

　　一系列的數據和事實，反映出留守兒童令人擔憂的狀況。

　　中間“流動”，兩頭“留守”，留守家庭生活因為年輕父母在外打工、做生意或有所改善，但另一層面上，“撫養”和“贍養”都落了空。

　　姑且擱置“空巢老人”等“贍養”問題，從留守兒童的“撫養”説起。

　　首先是“親情饑渴”。鄉村孩子中留守的那“1/3”，渴望家，渴望愛，渴望安全，也渴望歸屬。而不圓滿的留守家庭，這些格外缺失。“親情饑渴”，易轉變為“親情淡漠”。

　　其次是“隔代教育”，它在農村留守兒童中尤為常見。祖輩帶孫輩，用的多是傳統的照顧衣食、不問思想的方式。年事已高、文化素質不高的祖輩監護人往往與孩子缺乏溝通，監管不力，管不住也管不好自己的孫輩。

　　而戶籍制度的限制和隨遷子女教育政策的不完善，也使得農村留守兒童即便想轉為流動兒童，也不算易事。何況，那些跟隨父母入城的農村孩子，還可能面臨“二次留守”。

　　一場“撫養”是不是養育成人就夠？

　　儘管不乏堅強樂觀者，但親情缺失、教育匱乏和人身安全無法保障仍然成為許多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源頭。他們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對世界的認識是模糊的、易被外界“卷走”的。

　　據調查，留守男童中認可“錢能解決所有問題”觀念的比例很高。

　　與此相應的，是農村整體觀念的變化。發展雖不如城市，卻同樣崇尚消費、崇尚金錢。相當比例的一些人，對讀書、受教育，由崇敬變為懷疑，乃至否定。市場經濟下收入的多樣性，以及大學生從“工作包分配、有出息”到“工作一般、前途未卜”的境況，都促使不少農村青少年失去了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實現階層流動的願望。由此，留守兒童也受到影響。

　　如何破解困局？城鎮化、城鄉對衝

　　不可否認，多年來社會各界為留守兒童做了許多幫扶、送溫暖工作。為促進留守兒童健康成長，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相關的法規和政策，NGO等各種社會團體開展扶助留守兒童公益項目、志願者工作，許多關於留守兒童的紀錄片、調研報告，都呼籲更多的人關注、關心這個群體。

　　這些固然重要，也應繼續發力，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它們是外在的，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核心，因而收效甚微，對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猶如杯水車薪。

　　我國至今未形成一個專門針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與管理的完整方案。各地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出臺的一些政策法規尚處於自發階段，不具有系統性。留守兒童問題雖已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人人喊管人人都管”，實際上卻是缺位的。

　　從“怎麼看”到“怎麼辦”，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亟需良策。

　　“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雙親的陪伴和教育，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從制度入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建議，城市化進程中，全社會在給予留守兒童關懷的同時，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戶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消除制度壁壘，讓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真正得到城市的關懷。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段成榮稱，“老百姓是有家庭、有情感、有老婆孩子的，不單純是勞動力，在由農村向城鎮遷移的過程中，我們的政策要幫助他們完成完整意義上的家庭遷移。”

　　儘管實現完整意義的家庭遷移在現實當中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但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進，破解農村家庭困局，難道不是可期的？

　　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重點的新型城鎮化為解決留守兒童開啟一扇窗。近年來深圳等地出現“用工荒”，特別是返鄉節後，不少打工者不再去往大城市。當小城鎮和大都市一樣生活便捷、經濟多樣而幸福感卻遠超後者時，許多打工父母自會更傾向於選擇就近就業和打拼。

　　應看到的是，農村留守兒童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長久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帶來巨大的鴻溝，不只是物質上的，更是文化精神上的。

　　當城市孩子學習琴棋書畫，追求更有品質的生活時，很多農村孩子仍然停留在懵懂殘酷的生存中。殘缺的親情，缺失的關愛，需要完整意義的家庭來填補。而農村留守兒童過於貧乏的教育和業餘生活，則需要城市更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方式來補給。

　　城鄉之間，要對衝，而非對立。新型城鎮化，促進了城鄉二元文化的對衝，也帶動了人的城鎮化。李克強在去年召開的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新型城鎮化貴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寫好“人”字，要以著力解決好“三個1億人”問題為切入點；要用好改革創新的“開山斧”，著力提高新型城鎮化品質和水準，造福廣大城鄉群眾。

　　當人的城鎮化得以實現時，留守兒童心靈上的空白才有可能被自己書寫，農村凋敝的思想境況才有可能在未來改觀。（記者  吳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