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獵狐行動團隊：常三四天往返半個地球

　　6月21日6時許，公安部“獵狐2015”赴境外緝捕工作組將近期抓獲的6名境外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從印尼押解回國。其中，有3人為被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報的逃犯。這是“獵狐2015”專項行動開展以來，中國警方首次赴印尼展開集中緝捕行動。

　　從2014年7月以來，“獵狐”行動已經進行兩輪。2015年4月，“天網”行動拉開序幕。

　　這兩個以海外追逃追贓為目的的行動，到現在已將近1000犯罪嫌疑人“獵”回國內。如何捕獵？這其中有何故事和背景？

　　未來如何？

　　那麼多“首次”説明什麼？

　　2月，潛逃意大利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張某被依法引渡回國，這是歐洲國家首次批准向中國引渡經濟犯罪嫌疑人；3月，前中儲糧河南週口直屬倉庫主任喬建軍及其前妻趙世蘭在美國被起訴，這是美國在中國宣佈“獵狐”行動後首次起訴中國外逃貪官，並可能將其遣返中國；4月30日，潛逃境外近4年、涉嫌合同詐騙嫌疑人喻某被引渡回國，這是從保加利亞實現成功引渡的第一案……

　　當越來越多的首次不再是首次而是逐步成為一種常態時，至少可以説明幾個問題：

　　首先，這意味著外逃犯罪嫌疑人過去所夢想的避罪天堂正在越來越少；其次，中國和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追逃追贓上建立起了良好的溝通渠道，在國際司法合作上的共識越來越多；再者，是對“獵人”隊伍的鍛鍊和鼓舞。

　　隨著國際司法合作走向深入，中國與世界各國在反腐敗追逃追贓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斷加強。這也充分表明，世界上沒有腐敗分子的庇護所，外逃腐敗分子終究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

　　細節揭秘

　　人臉識別

　　抓捕“紅通”疑犯

　　今年3月，一名潛逃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網，而網住他靠的是新技術：人臉識別與大數據。

　　1997年，一個名為“謝仁良”的商人攜9000多萬元的鉅款潛逃。資金的來源則是騙取上海市財政局下屬證券公司所得。案發兩天后，上海警方即立案偵查並開始網上追逃，但多年始終無果。

　　18年後的3月2日，上海警方得到邊檢部門通報，一個名叫“張健平”的澳大利亞籍華裔近期入境，入住浙江省杭州市一酒店。經人臉識別和大數據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徵和其他相關信息均與謝仁良高度吻合。雖然此人對自己的行為以“失憶”為名抵賴，但通過核查隨身物品、DNA生物物證比對等，偵查員確認他就是潛逃18年之久的謝仁良。

　　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上海營業部原總經理、“紅色通緝令”上的戴學民。在2001年涉嫌貪污1100萬元出境潛逃後，成功“漂白”身份，取得英國國籍。4月25日，變換身份潛回境內的他在安徽被抓獲，警方透露，其原因也是技術識別。

　　更多驚心動魄的抓捕發生在境外。

　　3月25日，潛逃老撾4個多月的天津市國稅局直屬分局原局長龐順喜、天津港保稅區瀚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安慧民向中國駐老撾使館自首。讓他們幻想破滅的，正是緝捕工作組佈下的天羅地網。

　　為了抓捕二人，公安部經偵局、天津市紀委、天津市河西區檢察院派出了4人的精幹團隊。3月18日赴老撾之前，他們就篩選出了嫌疑人的可能藏匿地，並與外交部、使館取得聯繫。老撾方面也積極合作，指派警察總局刑偵局一名副局長挂帥，抽調警員專門配合此次行動。

　　數日蹲守，一無所獲。嫌疑人在老撾的寬廣人脈，為他們藏身匿跡提供了保護。

　　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3月23日，此案的一名重要關係人被捕。消息傳出，2名嫌犯“慌了”———4個月裏頻繁換手機、每天盯著國內新聞看、日夜擔心“國內派人來抓我們”，2人明白，“這事躲不開，遲早會被抓住”，不如主動投案。於是，就有了25日下午的那一幕。

　　還有的外逃“狐狸”被以“遣返”或者“異地追訴”的方式追捕。

　　比如，紅色通緝令上的“二號人物”、“億元股長”李華波，雖然在新加坡“投資移民”，但由於中方提供的證據確鑿，2011年，新加坡檢方以“不誠實接受偷竊財産罪”指控李華波，並將其判處監禁；期滿之後，李華波被遣返回國。

　　團隊面紗

　　得有“三懂” 還得有“三高”

　　2014年，公安部的“獵狐”專項行動共抓獲680名外逃經濟犯罪人員。其中，公安部“獵狐辦”派出的60多個海外抓捕團隊“無一失手”，均有捷報傳回。

　　“獵狐2015”專項行動辦公室主任、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説，從2014年到2015年，獵狐行動的專項行動組已經輪換過人馬。不過，這支20多人組成的隊伍依然保持著平均年齡30歲左右的人員構成，甚至吸收進了“90後”的新鮮血液。

　　成為“獵人”需要什麼樣的素質？劉冬説，得有“三懂”，還得有“三高”。

　　所謂“三懂”，指的是懂偵查、懂法律、懂外語———不僅有公安經驗、熟悉案件辦理，而且精通國內外法律、有國際執法合作經歷，並且熟悉外語，可以在國外與人交流。事實上，這支專業的團隊知識背景非常廣闊，很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同時具備金融、經濟、外語、法律、計算機、企業管理、刑偵等多學科背景。

　　而“三高”，則指高智商、高情商、高逆商：智商用來應對狡猾的“狐狸”，情商用來與相關國家地區執法部門協作，“逆商”則用來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和艱難險境。

　　“當然，還要有説走就走的體力，扛得住熬夜，經得住顛簸。”劉冬説。

　　最後這條要求非常符合實際———2014年，“獵狐”專項行動組半年之內執行了70多次任務，經常是回國沒幾個小時又有新任務，得出發；三四天往返半個地球，也是常事。“隨時接到電話拎包就去趕國際航班”，是他們的“常態”。

　　艱苦行程的背後，是如好萊塢大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潛逃尼日利亞8年的經濟犯罪嫌疑人時，正值尼日利亞爆發埃博拉疫情。行動組到達後，確實有一名隊員開始發高燒。所幸的是經過診斷，他所患的是瘧疾而非埃博拉。為了不掉隊，患病隊員一直在房間樓道裏跑步發汗，一天喝掉20瓶礦泉水，兩天后退燒，跟上大部隊。

　　獵人聯盟

　　“獵狐”是點對點“天網”是佈局

　　2014年，公安部宣佈開展“獵狐”行動；2015年，“天網”行動拉開序幕。二者之間有何關係，又有何區別？

　　如果説“獵狐”針對的是精準的“點對點”，建立在掌握明確清晰證據的基礎上的話，那麼“天網”更多的就是在“佈局”和“撒網”，切斷外逃分子的一切後路。

　　如果從組織架構上看的話，這種區別就更加明顯：相對於以紀委、公安、檢察機關為主體的“獵狐”行動，“天網”的組成部門更廣———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領導下，中組部、最高檢、公安部、人民銀行等部門都參與進來，綜合運用警務、檢務、外交、金融等手段，“抓捕一批腐敗分子，清理一批違規證照，打擊一批地下錢莊，追繳一批涉案資産，勸返一批外逃人員”。

　　換句話説，這一“獵人聯盟”的成立反映了中國打擊腐敗的堅定決心———不僅有打擊力度，更有預防和制度性的手段保障。

　　為什麼要如此不遺餘力地海外追逃追贓？就是因為長期以來，由於國家間存在的司法差異，境外成為一些貪官的“法外仙境”。倘若不能將這些外逃貪官繩之以法，就意味著中國法律在外逃人員身上失去效力，境外成為法律規制的“後門”。

　　“‘獵狐’強調針對業已發生的犯罪的有目標性打擊，‘天網’則更強調國際立體性的制度化努力，由點到面，不留死角。你一旦有貪污犯罪的行為，必會撞到網上。”中紀委監察部特邀監察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淑真説。

　　如果説國內的“獵人聯盟”來自部門間的通力協作，那麼國際上的“獵人聯盟”則體現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

　　專家表示，中國的外逃人員有很大一部分是逃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但中國與這些國家地區之間大多尚未簽署引渡協議，很多時候只能通過個案推動，效率很低。但中國目前的做法則是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性條例入手，以更加務實的方式推動案件進展。

　　“重點突破外逃貪官所謂的‘避罪天堂’，對於形成追逃追贓的常態化、高壓網絡起到了綱舉目張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説。

　　據人民日報海外版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