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打工仔談在華工作經驗：不要“與眾不同”

　　美國《紐約時報》7月18日刊登了一篇曾在廣州工作的美國人撰寫的文章，這名美國人名叫塞繆爾·馬西。他在文章中陳述了自己在中國的工作經歷。全文如下：

　　和我的很多同學一樣，從大學畢業後，我一直想要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生。結果一齣校門就趕上了經濟大蕭條。在面試不斷被拒後，我的理想主義就演變成了恐慌。

　　之後，我看了一篇文章，説是2008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達到了9%。很明顯，所有的工作都流向中國了，所以我為啥不緊跟這股熱潮到東方去呢？做了幾個月兼職包辦飲食後，我賺了足夠的錢，訂了一張機票，直接飛到了北京。

　　感謝我的大學中國老師給我的指引，我在廣州——這個中國第三大城市郊區的一個科技企業找到了一份業務分析員的工作。從外面看，這個有著玻璃外墻建築的小型企業的園區完全就是加州帕洛阿爾托或是芒廷維尤的翻版。進到樓裏，工作隔間和燈光讓人感到熟悉，然而，在中國辦公室裏辦公的我就一直沒感覺正常過。

　　度過了最初的兩三個月，我的生活軌跡基本固定了下來。一天從早8：30開始，一直工作到中午。之後內部音響系統會傳來凱麗·金的薩克斯音樂，蓋過了背景音樂“茉莉花”，這算是吹響了午餐的號角。人們會陸續到餐廳排隊吃大鍋飯：泛著油光的炒蓮藕和除了骨頭就是肥肉的排骨。

　　1點是午休時間。整個工作組的人都會從桌子底下掏出床和鋪蓋卷，鑽進被窩開始睡覺（有個女的竟然還抱了一隻填充玩具豬）。午睡直到1：30結束，伴隨著凱麗·金那悲傷的《秋日私語》，人們紛紛起身，開始了下午的工作。

　　在半夢半醒之間，我經常會忘記自己身在何處。窗外那排一模一樣的藍色玻璃建築讓我感到深深的恐慌。在這時，我就會打開聯想電腦，衝一杯雀巢速溶咖啡，重新回到工作中來，至少在微軟的office軟體裏，每樣東西都有個目標。時間到了下午5：30，耳邊又傳來了凱麗·金的《回家》，一天的工作結束了。

　　其實在尋常的工作之外，我還是很享受做一個專業外國人的。由於我是單位裏唯一的美國人，有人認為我能夠帶來一些異域風情。我在一個企業的招聘廣告中扮演了一個外國人，跟人握手，假裝跟人會談。有的時候我充當司儀和歌手。在我外國人的職業生涯中，最輝煌的就數在中國共産黨組織的春節聯歡會上給台下2000名工人獻歌了。

　　我在中國交的第一個朋友是傑克——一個呆頭呆腦卻很自信的産品經理。一到週六，他就會開著他那輛中國製造的奇瑞QQ帶著我到處兜風。我們會去公共游泳池遊上幾圈，那裏總是人滿為患，都沒法遊直線。從泳池出來，我們會開車去海鮮大排檔，點些魚和啤酒，坐在塑膠椅子上邊吃邊聊。

　　傑克會發發牢騷抱怨一下，不過不是關於什麼反腐、污染或是人權之類的問題。困擾他的是房價。傑克有份體面工作，但要想成為成功人士，就得找老婆，而要想找老婆，首先得有房子。而在這裡，一間雙衛公寓的售價在30萬－200萬美元之間，且在房地産投機的作用下，房價仍在不斷上漲。因此，傑克一直蝸居在他的陋室裏，一分一毫的攢著通往那遙不可及的幸福生活的船票。

　　這讓我想到，這難道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巧妙手法？

　　在廣州一個半空的叫做“科學城”的發展區，我和一眾單身屌絲同事一起住在公司宿舍。在那裏無事可做，也沒有吃飯的好去處，只有前面文章提到的那家可怕的食堂，以及一家讓人倒胃口的快餐店。

　　跟傑克不同，大多數同事都沒車，要到市裏去需要坐一個小時的汽車。汽車上經常人滿為患，擠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因此我那些同事們閒暇時間大都待在宿舍。

　　這樣週而复始的平淡生活在我看來就像精神上的慢性自殺，這讓我突發奇想搞一個匿名的僱員滿意度調查。

　　於是我就真的搞了一個調查問卷，問卷包括15個多項選擇題，題目範圍涵蓋食物、居住環境、薪水和公司文化等。我找了個網站做這個調查，並把問卷的網址貼到了公司的公告欄上，再向所有同事群發一封郵件。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按了發送。

　　不到10分鐘，公司人事的工作人員就來到我桌前，把我叫到了一個沒人的會議室，讓我把郵件和網站上的調查問卷刪掉。

　　然而，我決意以我專業外國人的身份來成就一番不同，於是我堅持沒刪。最後收到了大約300個回復。

　　其中一個同事寫道：“男的太多女的太少，陰陽不平衡，籃球場地太小。”

　　還有人寫道：

　　1.“雖然表面上來看，加班是自願的，但實際上加班也有潛規則。如果你這個月加班少，等到下個月，手裏拿著加班統計表的老闆就會找你談話。”

　　2.“食堂飯菜難以下咽，嚴重影響員工健康。”

　　3.“薪水不算高，福利逐年遞減。”

　　然而好景不長，我還是被叫到了老闆辦公室。“你看，人們怎麼都不會滿意，我們總不能每天都供給大家鵝肝醬吧。你這麼做似乎是在離間公司和員工。還是和諧最重要。”

　　我最終還是妥協了。在老闆的要求下，我給行政部門寫了一份毫無意義的檢討，並刪除了調查問卷。我在公司又待了一年多時間。

　　回憶那段時光，我覺得我就像拯救世界的英雄——我衝進來，挑戰權威，然後拯救工友。

　　然而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改變一些東西，你需要時間和精力去深入了解當地的民眾。

　　如果是美國的公司，也會反對員工在沒有得到准許的情況下向全公司的人發什麼調查問卷。不過説到底，我所在的公司還算寬容。管理部門最終翻修了自助餐廳，並設立了一項獎金計劃，雖然我不知道這一切是否與我有關。

　　我時常問自己，如果當初留下來工作，我還能做些什麼？

　　然而，調查問卷的小插曲告訴我，我可以利用數據和幾個問題來對付難題。甚至在那之後，我又去了香港、波士頓、雅加達和印尼，現在我到了上海，在這些地方做分析師，幫助國際公司解決問題。

　　生活教會了我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與眾不同”並非關鍵，而是要真正的去理解。從此，無論是在中國、在全球業務還是個人生活中，我都盡力去恪守這一原則。（編譯/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