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直面網民呼聲 給好心人注入強心劑

　　如果事故現場馬上要爆炸，傷員還被壓在重物下不能動彈，救護車及專業救援人員還沒有來到，此時應該怎麼辦？如果好心人搬動他造成二次傷害，是否要承擔責任？

　　日前，成為輿論焦點的《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涉及到了大家關注的類似內容。其中針對好心人施救卻遭誣陷的現象，《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的人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幫助人合法權益的，應承擔法律責任”的內容尤為吸睛。

　　立法應防止好人遭惡意索賠 讓正能量飛

　　然而，對於媒體普遍關注的《草案》中提出的“好心人施救受保護，惡意索賠須承擔法律責任”一説，北京市政府法制辦主任劉振剛曾表示，《草案》中原本並沒有此規定，在審議和徵求意見期間，人們提出由於擔心承擔責任或救人反被誣陷致使老人倒地不敢扶的問題不斷出現，所以，在《草案》研討過程中，多數人認為立法應當回應社會呼聲，弘揚正能量，保護好心人，讓惡意誣陷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未來網記者注意到，該條例《草案》第38條規定，“鼓勵具備醫療急救專業技能的個人在醫療急救人員到達前，對急、危、重患者實施緊急現場救護，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解志勇告訴記者，媒體不應該繼續誤讀《草案》的相關內容。“《草案》中並沒有涉及到鼓勵非專業人員參與救助，更不提倡個人參與院前救助，而是鼓勵參與救助的人接受相關專業培訓，提高急救意識和技能，它主要針對的是醫護人員。”

　　從事10年志願者工作的航天514所工程師周黎表示，院前急救是整個急救流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很多時候直接關係到患者或傷員能否活下來。但是，曾因為一些不良社會現象，導致不少人遇到此類事情不敢伸手。

　　不過，北京有良好的社會基礎，志願者數量居全國各大城市首位，尤其2008年以來，全市公民比較認可社會公益服務。

　　“如果北京市政府對公民在緊急時刻大膽伸出援手給予強力支撐，從法律方面保障施救者的權益，相信會有更多有能力、有愛心的人加入進來，讓社會更加美好和諧。”作為志願者，這是周黎的心聲。　

　　“好心人”什麼時候可以伸出援手？

　　“如果傷者躺在地上，沒有意識，萬一他是頸椎受傷，貿然搬動就會導致高位截癱，必須等專業醫護人員前來。”對於志願者什麼時候可以施救，周黎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因為在現場急救過程中，若急救員缺乏必要的知識，應急處置不當，很可能對傷員造成更大的傷害，有可能落成終身傷殘甚至威脅生命。”

　　急救知識和技能的普及程度是城市文明標誌之一。

　　《草案》指出，專業急救力量介入前，社會急救和公眾自救、互救十分重要。因此，鼓勵居民學習急救知識，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新聞媒體有責任宣傳普及居民自救和家庭互救知識。學校應當將基本急救知識和技能培訓納入教學計劃，開展針對性培訓，以提高居民的急救意識和自救互救知識技能。

　　在周黎看來，參與救援的公民必須具有相應的判斷能力和傷病處理能力，單靠熱情的救援是對傷病員的不負責任。

　　但是有的救援是必須傷害到個體的。他説，不論是醫生還是普通志願者，都無法保證一點傷害都沒有。比如，若現場馬上要爆炸，傷員還被重物壓著不能動彈，此時應該緊急截肢，用傷害換取生命。如果現場良好，醫生馬上趕到，施救者卻急於給人家截肢，這就是不當處置，應該追究他的動機。

　　施救者“好心辦了壞事”怎麼辦？

　　既然有的急救無法保證萬無一失，萬一齣現對被救者的傷害，如何不偏不倚，保護雙方的利益，周黎建議參考《善良的撒瑪利亞人法》。

　　在談到好心人因施救造成損害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時，解志勇表示，“多數情況下，救人者都是出於好心，除非有極少數的惡意行為，對於參與救助的人應該免除責任。”

　　2006年南京“彭宇案”後，有公眾認為“判決結果讓國人的道德觀倒退了50年。”從此人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人倒地不敢再扶。

　　解志勇認為“彭宇案”的社會影響極壞，嚴重損害了好心施救方的利益。如果這個案子的不良影響不能解決，它對於中華民族助人為樂優良道德的衝擊很難結束。

　　解志勇建議法律不要回避爭議與責任，要鼓勵社會優良道德的弘揚，鼓勵大家對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對於施救者採取責任免除或者減輕責任的辦法。當救人者付出的成本不足以彌補過錯應負的責任時，餘下的責任應該由政府承擔。因為，弘揚優良道德所收穫的社會利益遠遠大於損失，這也是社會發展中政府應該付出的成本。來源：未來網（記者 李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