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集追憶楊絳先生的百歲人生(組圖)

　　昨日淩晨，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鐘書夫人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

　　

　　先生楊絳

　　“先生”這個稱呼，放在女人身上，帶著濃濃的民國味道。

　　與“普通男人”也能稱其為先生不一樣，能稱為“先生”的女人都是不普通的，要有大學問、有風骨，是個真正的讀書人。

　　楊絳先生105歲，這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她出生的時候，還是清宣統三年，清王朝的尾聲。1歲時，是中華民國元年。38歲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55歲時，文化大革命爆發。

　　楊絳和林徽因是同時代的才女。“遇見她前從沒想過結婚，遇見她後從沒想過和別人結婚”——她與錢鐘書童話般的愛情，甚至讓後人忽略了她作為翻譯家、文學家、戲劇家的才華。

　　

　　先生楊絳 

　　楊絳，本名“楊季康”，出生在1911年7月17日的北京，3歲時回到故鄉無錫。

　　楊家是江蘇無錫當地有名的知識分子家庭。這和同為無錫人的錢鐘書家差不多，錢鐘書的父親是文史大家。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是維新派，美國大學的法學碩士。父親對楊絳特別鍾愛，因為她極為聰明，且愛好讀書學習。

　　楊家是新式家庭，沒有一點重男輕女。楊絳嫁給錢鐘書以後，他的父親有一次説，“錢家倒很奢侈，我花這麼多心血培養的女兒就給你們錢家當不要工錢的老媽子。”

　　楊絳曾説，她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

　　“爸爸説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沖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説：‘哪有什麼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

　　“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讀書，讀好書入迷。”

　　她回憶父親對她潛移默化的教育，通過行動讓她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

　　父親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秉持司法獨立，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罷官後，還公開發表了長篇《申辯書》，申明自己的合法與司法總長的偏袒之嫌。

　　上海孤島時期，楊絳也和父親一樣“固執”。她回憶，當時他們夫婦與陳西禾、傅雷、宋淇等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這一時期，楊絳已經開始寫劇本，並在戲院上演。她給自己起的筆名是“絳”，來自“季康”的吞音。

　　戲劇創作讓楊絳早早成名，別人介紹錢鐘書，“這是楊絳的丈夫。”

　　承襲父親，楊絳對獨立和自由的追尋不僅僅表現在日本侵華時期。她説，有時“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文化大革命時，楊絳和錢鐘書都被揪出來批鬥。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

　　年近60歲時，被下放至幹校。讓她去打掃廁所，她就把廁所擦得極其乾淨。沒事的時候，坐在馬桶上看書。

　　文革期間，錢鐘書完成了古籍評論著作《管錐篇》，楊絳完成了西班牙著作《唐吉可德》的中文翻譯。

　　從幹校回來八年後，進入晚年的楊絳寫了《幹校六記》，記錄了幹校日常生活的點滴。寫了長篇小説《洗澡》，講述解放後知識分子經歷的第一次思想改造，被施蟄存譽為“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錢家人憶楊絳：先生無錫話説得很甜很糯

　　

　　圖為錢鐘書（左）、楊絳（右）夫婦看望著名女作家冰心。（資料照片）中新社記者 陳鋼 攝

　　“就在前幾天，我還説要去北京去看她。我在半道上聽到這個消息，整個人都懵了，不相信。但越來越多的人來問我，我才知道，這次是真的了。”25日，江蘇無錫，錢鐘書先生的堂侄女錢靜汝老人對記者這樣説。

　　錢靜汝連忙回家打電話向北京確認。

　　錢靜汝説，錢鐘書外甥女石定果在電話中説：“我在家裏，也不知道，昨天才去看過舅母，她還好好的。”

　　錢靜汝下午趕到錢鐘書故居時，一路坐車恍惚間竟差點坐過了站。

　　錢鐘書故居位於無錫市健康路新街巷30號，係錢家祖遺産業——錢繩武堂。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叔父錢基厚及子女曾居住於此，這裡出了一屋子的文化名人。

　　下午，因為楊絳先生逝世的消息，記者在現場看到，許多外地來無錫旅遊的遊客都趕到這裡憑吊。

　　今年78歲的錢靜汝已是滿頭白髮，在向記者回憶其與楊絳先生相處往事時，錢靜汝幾度哽咽。

　　“有的人説錢鐘書很怪，但其實他們是最愛孩子的、最熱情的。我小時候曾和他們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先生平時還給我們講講小故事，這一晃已經過了很久了。”錢靜汝説，楊絳先生的無錫話説得很好聽、很甜、很糯，而且很多無錫老話，先生都記得特別熟，都能説出來。

　　“楊絳先生是非常堅強的，就像《我們仨》那本書寫的，看著非常心痛，就是痛到心裏面去了，才選擇用很多夢寫出來，女兒走在她前面，丈夫也離她而去，一個人把錢鐘書生前的文稿整理出來。就是在（她）生命的最後還在奮鬥，也沒有怨天尤人，這些都是我們下一輩人學習的榜樣。”在錢靜汝看來，楊絳先生觀察特別細膩，文字平淡從容而又意味深遠。

　　

　　中新網記者探訪楊絳生活了近40年的寓所。圖為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南沙溝小區北門。宋宇晟 攝

　　鄰居回憶楊絳：最大的印象就是“生活很簡樸” 

　　25日下午，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南沙溝小區。據報道，從1977年搬進南沙溝小區，楊絳就一直居住在這裡。

　　記者趕到時，已有三三兩兩的記者守在小區門口，還有記者在小區門前支起了攝像機。

　　順著小區大門向裏望去，是一排排或三層或五層的樓房。從外觀上看，小區近年重新粉刷過。記者隨即向出入小區的居民詢問楊絳先生情況，大多數人表示只知道楊絳先生住在該小區，但沒有過接觸。

　　記者在小區門口採訪了楊絳先生的鄰居潘先生。他告訴記者，自己對楊絳最大的印象就是“生活很簡樸”，“別人家都裝修得很好，她家這麼多年還是水泥地板，也不裝修”。

　　潘先生説，楊絳平時和保姆住在一起，為人低調，近年來也很少會客。在他看來，楊絳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老太太”。

　　楊絳先生的百歲人生：最才的女 最賢的妻

　　

　　楊絳與錢鐘書

　　這“蔚然而深秀”的眉宇 

　　楊絳最出名的身份是錢鐘書的妻子。

　　錢鐘書的天分、才學過人，成就也過人。以至於謙虛都是多此一舉，楊絳曾轉述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的話：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

　　除了錢鐘書，楊絳的生活圈中還有很多“名人”。清華求學時，朱自清曾是她的任課老師，對她的寫作讚賞有加。錢鐘書還沒寫出《圍城》時，夏衍大讚楊絳的戲劇作品。

　　林徽因曾是楊絳夫婦的鄰居。錢鐘書在清華工作的時候，養過一隻聰明的小貓。小貓長大後，經常和鄰居林徽因家的一隻名為“愛的焦點”的小貓爭風打架。每到半夜兩貓打架的時候，不管多冷，錢鐘書就急忙拿起自己早就準備好的長竹竿，幫自己的小貓打架。

　　費孝通是在楊絳的感情故事中經常出現的角色。這位社會學、人類學殿堂級人物，沒有追求到楊絳。為此，他到清華大學找楊絳“吵架”。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費孝通和楊絳在中學和大學都同班，他當然不服氣。1932年21歲的楊絳來到清華當借讀生，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與錢鐘書相遇。

　　青布大褂、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這是錢鐘書給楊絳的第一印象，楊絳形容第一眼的錢鐘書，眉宇間“蔚然而深秀”。

　　楊絳一生追隨錢鐘書，甘願站在丈夫身後。楊絳曾説，她把錢鐘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

　　但她的才情並沒被婚姻淹埋沒，也沒被才子丈夫忽視。

　　錢鐘書的名作《圍城》，1989年將要搬上銀幕前，楊絳為表達主題寫了兩句話：“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楊絳曾解釋，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

　　錢鐘書很贊同楊絳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早在1946年的短篇小説集《人 獸 鬼》出版後，錢鐘書就在自留的樣書上寫下：“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錢鐘書還説楊絳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楊絳曾自己寫文章説，她的“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

　　她説，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實苦。但苦雖苦，也很有意思，錢鐘書承認他婚姻美滿，可見我的終身大事業很成功。

　　許多年前，楊絳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把它念給錢鐘書聽，錢當即回説，“我和他一樣”，楊絳答，“我也一樣。”

　　這段話廣為流傳，他們的愛情被看成天作之合，成就彼此，像童話一樣完美。

　　

　　一家三口。中間為楊絳與錢鐘書之女錢瑗。後楊絳寫書《我們仨》紀念。

　　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

　　實際上，苦難也伴隨了楊絳夫婦一生。外辱內亂、顛沛流離、親人離散……整個20世紀知識分子該趕上的境遇都趕上了。

　　1997年，被楊絳稱為“我平生唯一傑作”的愛女錢瑗去世。一年後，錢鐘書去世。此時楊絳年近90歲。

　　楊絳開始翻譯柏拉圖的《斐多篇》，以逃避失去親人的痛苦。

　　由錢鐘書和楊絳的作品收入所得，2001年建立了“好讀書獎學金”，設在夫婦二人的母校清華大學。

　　2003年，《我們仨》出版。

　　書中有個名段落：

　　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鐘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2007年，楊絳96歲，出版《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書是關於自己對於命運、人生、生死、靈與肉、鬼與神等根本問題的思考。

　　步入百歲的楊絳，顯出智者的仙骨。媒體配圖的照片上，她總是銀色的短髮梳的光滑地背在腦後，有時帶個*子，面龐有些消瘦，很白，爬滿皺紋，一臉祥和。

　　百歲生日之際，楊絳曾接受了一家媒體的問答，但是以筆談的形式。

　　回答“什麼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楊絳説，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麼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説的：有念想。

　　她由此舉例文革中，自己仍然堅信“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在這篇問答結尾處，楊絳説，“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楊絳莫名其妙的紅了，成了微博、微信的寵兒。網絡上拼湊楊絳的“名言名句”，竟流傳出“百歲感言”。浮躁的網友只想幹了這碗雞湯。

　　與之相反的是楊絳有篇散文《隱身衣》，能“隱於世事喧嘩之外，陶陶然專心治學。”

　　楊絳曾對人講起，一次父親問她：“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説：“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她説，鐘書説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楊絳談人世間最理想的婚姻應該是什麼樣？

　　

　　01 我與鐘書 

　　我第一次和鐘書見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著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鏡，眉宇間蔚然而深秀。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而我則緊張的回答：“我也沒有男朋友。”於是便開始鴻雁往來，越寫越勤，一天一封，以至於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給鐘書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錢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閱。後來鐘書跟我説，老先生看到信後，對我大加讚賞。因為我在信中對老錢説：“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親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終不受障礙。”老先生邊看邊讚：“真是聰明人語。”

　　1935年春，老錢獲公費留學資格，那時我還沒有畢業，但是考慮到老錢從小生活優裕，被嬌養慣了，除了讀書之外，其它生活瑣事一概不關心，尤其是不善於生活自理，處處得有人照顧。我就下定決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國。

　　多年前，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我把它念給鐘書聽，他當即回説，“我和他一樣”，我説，“我也一樣。”

　　

　　02 我的丈夫錢鐘書 

　　鐘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早起，鐘書照常端上早飯，還有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讚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説什麼，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説：“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打開火門，爐子就旺了，這一次不是）鐘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説：“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有位外國學者讀了鐘書的《圍城》後讚嘆不已，打電話説要見他。鐘書在電話裏説：“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這個雞蛋的雞呢？”

　　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鐘書説它有靈性，特別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別的貓兒打架。鐘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裏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和我們家那貓兒爭風打架的情敵之一是近鄰林徽因的寶貝貓，她稱為她一家人的“愛的焦點”。我常怕鐘書為貓而傷了兩家和氣，引用他自己的話説：“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貓》的第一句），他笑説：“理論總是不實踐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懷上孩子了。鐘書諄諄囑咐我：“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 只要一個，像你的。”我對於“像我”並不滿意。我要一個像鐘書的女兒。女兒，又像鐘書，不知是何模樣，很費想像。我們的女兒確實像鐘書，不過，這是後話了。

　　在我住院期間，鐘書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産院探望，常苦著臉説：“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我説，“不要緊，我會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我説：“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滿面愁慮，説是把門軸弄壞了，門軸兩頭的門球脫落了一個，門不能關了。我説，“不要緊，我會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餘，對我説的“不要緊”深信不疑。我住産院時他做的種種“壞事”，我回寓後，真的全都修好。

　　鐘書叫了汽車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裏，盛在碗裏，端給我吃。錢家的人若知道他們的“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産婦，不知該多麼驚奇。

　　

　　03 我們仨 

　　鐘書曾逗阿瑗玩，説《圍城》裏有個醜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為真，卻也並不計較。他寫了一個開頭的《百合心》裏，有個女孩子穿一件紫紅毛衣，鐘書告訴阿瑗那是個最討厭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鐘書就把稿子每天換個地方藏起來。一個藏，一個找，成了捉迷藏式的遊戲。後來連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裏去了。

　　每天臨睡前鐘書都在阿瑗被窩裏埋置“地雷”，埋得一層深入一層，把大大小小的各種玩具、鏡子、刷子，甚至硯臺或大把的毛筆都埋進去，等女兒驚叫，他就得意大樂。女兒臨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裏的東西一一取出。鐘書恨不得把掃帚、畚箕都塞入女兒被窩，博取一遭意外的勝利。這種玩意兒天天玩也沒多大意思，可是鐘書百玩不厭。

　　鐘書曾經很認真地跟我説：“假如我們再生一個孩子，説不定比阿瑗好，我們就要喜歡那個孩子了，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對父母生一個孩子的理論，還從未講到父母為了用情專一而只生一個。

　　我們在牛津時，鐘書午睡，我臨貼，可是一個人寫寫字困上來，便睡著了。他醒來見我睡了，就飽醮濃墨，想給我畫個花臉。可是他剛落筆我就醒了。他沒想到我的臉皮比宣紙還吃墨，洗凈墨痕，臉皮像紙一樣快洗破了，以後他不再惡作劇，只給我畫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鏡和鬍子，聊以過癮。回國後他暑假回上海，大熱天女兒熟睡（女兒還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畫一個大臉，挨他母親一頓訓斥，他不敢再畫。

　　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鐘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04 獨留人世間 

　　我是在父親的引導下開始迷戀讀書的，無論是中英文的都拿來啃，慢慢地讀書成了我最大的愛好。一次父親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説：“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我早年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句。 

　　鐘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鐘書走時，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邊説：“你放心，有我吶！”媒體説我內心沉穩和強大。其實，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2012年7月攝于三里河寓所 圖片由人民出版方提供

　　05 一百歲感言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備回家。

　　在這物欲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鬥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週旋，還得準備隨時吃虧。

　　少年貪玩，青年迷戀愛情，壯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於自欺欺人。 

　　人壽幾何，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鍛鍊，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不同程度的縱欲放肆，必積下不同程度的頑劣。

　　

　　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願以償。

　　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凈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於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鍊，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楊絳先生珍貴圖集

　　

　　媽媽抱著胖乎乎的阿季（楊絳）攝于上海，她那時一歲半。

　　

　　1927年冬攝于蘇州廟堂巷老宅的一張全家福。七妹楊桼、八妹楊必站在母親兩旁，小弟保俶站在父親身邊。後排左起為三姐閏康、楊絳、大姐壽康和大弟寶昌。

　　1935年，楊絳與錢鐘書結婚，婚後同赴英國牛津求學，之後生下女兒錢瑗。

　　

　　1934年4月2日至9日，錢鐘書從上海北來探望楊絳，兩人在北平郊區週游。

　　

　　新婚的錢鐘書和楊絳，搭乘郵輪赴英留學。

　　

　　錢楊夫婦與盛澄華（右）1938年在巴黎。

　　在翻譯界，楊絳可謂大家。通曉英語、法語的她自學西班牙語，翻譯了巨著《堂吉訶德》。1978年《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時，正好西班牙國王訪問中國，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1986年楊絳被授予西班牙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勳章。

　　儘管楊絳先生在文學和翻譯上造詣非凡，但更多的讀者還是通過《我們仨》這部書才逐漸了解她的。作為錢鐘書先生的夫人，錢瑗教授的母親，且不説她在事業上和生活上給予丈夫及女兒莫大的支持，最令人動容的，是當錢瑗和錢鐘書相繼離開後，楊絳忍著巨大的悲痛，繼續完成女兒和丈夫的遺願。

　　

　　1941年夏，為維持生計在上海當小學代課教員的楊絳，業餘創作劇本。

　　錢瑗生前曾打算寫同名的《我們仨》一書，還起好了寫作大綱，然而卻因為早逝未能如願。為了滿足女兒遺願，楊絳以她的視角寫出了《我們仨》，內裏充滿對親人的深情追憶，讀之令人惻然。

　　

　　錢瑗從英國留學歸來，一家人重又團聚。

　　錢鐘書一家彼此間情感深厚遠遠超于常人，在楊絳筆下是“最平凡不過”又“不尋常的遇合”。“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楊絳在《我們仨》中這樣形容三人之間沒大沒小的親密關係。

　　

　　楊絳在中關園宿舍。

　　有時，楊絳是家中的“主心骨”。錢鐘書常“做壞事”：打翻墨水瓶染了房東家的桌布，砸了檯燈，弄壞門軸，楊絳説一聲“不要緊，我會修”，他便放下了心。

　　

　　錢鐘書與楊絳在北京三里河寓所院裏散步。

　　楊絳同錢鐘書一樣，對名與利看得很淡，不愛應酬，不愛宣傳，只希望能有個安靜的生活，閉門謝客，一心一意地讀書寫作。

　　

　　楊絳在家接待清華“好讀書獎學金”獲獎同學，她説話幽默，逗得大家直樂。

　　楊絳的老街坊嚴欣久説，楊絳有一個鐵律，絕對不賀壽。如果是很熟的人，她就笑著説，那你們替我吃碗麵吧。漸漸地，大家都遵循老人的意願，不再為她賀壽。有的人買了一束花，就插在她家門口信箱內，將祝福的話寫在卡片上，避免直接敲門打擾老人。

　　

　　“剩了我一個！”2003年歲尾攝于北京三里河寓所。

　　楊絳與錢鐘書一生隱身於書齋，遨遊于書中的世界。（圖文綜合新浪網、新華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