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鳴：十三五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有哪些？

　　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國際環境越來越錯綜複雜，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越來越艱巨繁重，加上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下行態勢不見探底，持續了數十年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開始回落，國內國外一些人士開始不斷調低對中國的發展預期，甚至對中國是否依然存在戰略機遇期産生了悲觀的判斷。他們進行分析的背景、材料、現象或許是真實的，但作出的判斷卻是錯誤的。

　　也正是出於對這樣一種認識的回應，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當然事變時移，今日的戰略機遇期不可能與往日的戰略機遇期一模一樣，所以，“我們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為什麼我們能得出中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中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究竟有哪些方面呢？

　　戰略空間開始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轉移，低端門戶尚未完全關閉，高端門戶已逐漸開啟

　　自從世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泡沫開始消退，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産品的消費能力開始回落。由於不再有強大的消費能力又不便也無法公開阻止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種貿易摩擦、貿易爭端開始露頭，甚至通過所謂新的貿易規則，比如TPP，來部分緩解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壓力。當然，TPP的主要意圖是政治而非經濟，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有清醒認知。但不管怎麼樣，中國社會初級産品層面上大量出口的空間確實收窄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再工業化”更是進一步擠壓了本已收窄的空間。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失去了戰略迴旋餘地。發達國家初級消費能力再下降也會有一個基本的底線，這一底線的分量並不小也不少，在這一塊上唱主角的仍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畢竟我們的製造實力與製造成本優勢依然存在，對西方社會來説暫時也不會有可替代選擇。同時我國在中高端産品出口方面已經開始拓展，像高鐵、造船、包括信息終端等等方面都已經有了不俗的成績。

　　戰略自信開始從西方社會轉向中國及新興國家，世界政治經濟版圖重構態勢已然啟動

　　過去三十多年來，西方社會一直自以為是地認為，只要把中國納入其全球性經濟框架，中國自然會或早或遲進入其社會政治制度框架。對中國堅持的“中國特色”並不以為然。但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中國特色”以其強大的制度優勢不僅發展了中國也開始改變著世界，反倒是西方社會政治制度開始捉襟見肘。為了其自身的制度臉面與既有利益格局的維護，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開始抱團取暖，剛才講到的TPP 正是他們的策略之一，其特點就是不僅開始對發展中國家有隔閡，更對發展中國家有警惕了。所以，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對其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自負與自信開始喪失，中國社會韜光隱晦的空間是在逐漸消失，作為世界“追隨者”的策略確實不再管用。

　　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反過來看，西方政治心態的微妙變化其實正是中國社會以平等、自信、從容心態參與國際各項事務的機遇。我們之所以能在美國極不情願情況下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格局，美國也只好半推半就認同；我們之所以在中美貌似紛爭不少甚至還在中國南海劍拔弩張的背景下有效管控爭端事態並且各得其所；我們之所以能與俄羅斯超越地緣政治的困境形成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保持中俄關係高水準運行，等等皆源於世界政治制度自信的大轉換。

　　世界多極化與深度融合同步推進，建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不僅是希望更是必須

　　當下的世界正呈現出一種十分悖謬的現象，一方面世界多極化的格局愈演愈烈，老帝國並沒有也不甘心權威喪失，新興國家已然雄心勃勃要爭高下；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經濟包括軍事關係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儘管可能不情願。這樣一種現象導致世界利益關係更加錯綜複雜，世界政治經濟既不再是非此即彼，又不再是鐵板一塊。如果説過去講“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這樣的話語更多的是一種希望的話，在今日世界已經成為誰都無法逃避的鐵的事實。整個世界在共同利益中有分歧，在對立矛盾中有合作；在臺面上吵得面紅耳赤，大有不共戴天之勢，在桌面下早已談妥了鉅額訂單與政治互諒。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發展；地球更大，足夠世界相安無事。於是，你發達國家有TPP，我們中國有“一帶一路”。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不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所以，不僅吸引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英法德那些發達國家興趣更多更大。這一點我們從英國以超高規格接待習近平主席訪問，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年又一年地不斷訪問中國等等細節便可看得很清楚。即便是美國，一方面避開中國搞TPP，另一方面又與中國進行更深層面的投資協定談判，TPP中的一些國家也紛紛與中國簽訂各種類型的單邊協定，等等。所以這一切都表明，舊的戰略互動模式可能在萎縮，但新的戰略互動關係卻在拓展、在豐富、在活躍。

　　如何抓住這些更高層面上的戰略互動，關鍵看我們把握戰略機遇的能力與水準。應該説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無論是從理論上、戰略上，還是制度創新、行為再造等等方面都為迎接戰略機遇期的新變化做出了準備。“四個全面”的戰略新佈局是頂層設計，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是戰略平臺，創新驅動、産業轉型包括內需市場培育等等是戰略支撐，所有這一切匯成了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所做出的決勝全面小康戰略新部署。而這一戰略部署反過來又成為了我們緊緊抓住新的發展背景下戰略重要機遇期的重要戰略抓手。

　　因此，在今日中國，我們應該關心的不是有沒有戰略機遇期，而是我們能否始終抓住戰略機遇期。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是在變動但並沒有逝去；是在發生變化，但是在變得更好。在這樣的戰略機遇期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我們也必須大有作為。（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