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我國提出“3060”雙碳目標，企業的參與已成為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一環，著力提升綠色核心競爭力，促進綠色與人融合發展，已成為行業共識。歐美同學會北歐零碳委員會主任，國家首批國際清潔能源拔尖創新人才李勇博士日前接受國際在線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國目前的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如同一張正在編織的碳排放管制之網，為相關領域和行業提供了方向性和框架性的指導，有利於穩定社會預期，發揮了很好的引導性作用。針對重點領域産業體系如何積極響應國家雙碳目標，企業如何因勢而動、擔當作為，李勇進一步做了解讀。

　　穩紮穩打“三步走” 因地制宜全面發力

　　在李勇主任看來，中國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會經歷三個發展階段。

　　初期階段（2030年之前）的主要任務是儘早儘快實現碳達峰，預期碳達峰峰值為116-121億噸。根據這一階段的任務需要，政策調控應該有保有壓、穩健有序、逐步趨緊，即按照行業減排的時間表，對於有強烈市場需求的行業産品有限度放寬，給予一定過渡期，對於嚴重過剩的産品要加快産能退出；但政策約束總體上要逐步收緊收嚴，主要任務是繼續實現碳排放強度下降，扭轉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勢頭，為推動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奠定基礎。

　　中期階段（2030-2050）的“十六五”和“十七五”是我國基本實現是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實現碳達峰後的平臺期和下降轉折期，預期這個階段會在出現達峰後小幅反彈，然後進入快速下降通道。這一階段的政策基調應該是總量控制、持續推進、精準有效，即在設定階段性碳排放總量之下，持續有力度的減排政策，開展燃料替代、電氣化水準提升、技術改造等可用手段的實施，精準有效的實現碳排放總量明顯下降。之後的“十八五”和“十九五”是我國全面衝刺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實現碳排放快速下降的關鍵期，將基本建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的新模式，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初具規模。這一階段的政策特徵是：總量控制、協同高效、創新驅動。即在設定階段性碳排放總量之下，實施最大力度的減排政策，以創新性和革命性的技術手段實施大規模的碳減排；而各個行業之間，各個地區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分享經驗和共享共性技術，實施協同而高效的減排。

　　遠期（2050-2060）的“二十五”和“二十一五”是我國全面實現現代化之後第一個10年，這個階段是實現碳中和決勝階段，也是最為艱難的階段，即單位減排邊際成本最高的階段。其主要任務是實現碳中和，全面建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基本脫鉤的模式。扣除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能夠提供的大約6億噸/年的碳匯，這一階段需要進行技術性削減的總量為57億噸，而這十年的政策特徵是創新引領、全面發力、精準減排。從全國來看，以實現剩餘大約50%總量減排，即減少絕對量大約57億噸規模的二氧化碳。

　　李勇主任建議，圍繞上述任務，需要儘快明確各個省區市階段性減排總量，鼓勵地方政府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創造性的實現減排；圍繞各行業的剛性排放問題、潛在減排領域等協同地方政府精準減排；重點推動中部等製造業高度發達和碳排放集中的地區實現絕對量減排。

　　博觀約取“新模式” 積極探索産業創新

　　2022年以來，由於世界形勢多重震蕩，新冠疫情多發散發帶來的停産停工影響之下，我國經濟增速呈現明顯放緩，社會壓力持續增大。我國碳達峰和碳中和戰略的實施也受到了衝擊和影響。  

　　“三步走”階段期間各區域如何更好地服務支撐當地産業？李勇主任就新的不確定情況下各個地區如何開展工作作出闡釋。他建議，要在暢通産業鏈、恢復經濟的基礎上保持戰略定力，建立基於碳排放控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總臺賬，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初期階段區域要以推動本地區把“早達峰、儘快達峰”作為貫穿十年的重點工作，緊緊抓住低碳發展歷史發展契機，建立碳達峰碳中和推進機制，立足歷史上形成的産業比較優勢，結合本地實際和長遠發展，著眼于推進地區高品質發展為核心，以大力發展清潔低碳能源為抓手，以地區産業低碳轉型為驅動，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脫鉤模式，實現碳排放總量儘早達峰。

　　中期重點應放在如期實現中央政府分配的碳減排總量任務中。階段性舉措以絕對量減排指標為導向，建立自上而下的地區責任體系，實施本省（區、市）靈活的減排總量地區分配和年度分配，探索符合本省（區、市）實際的具有成本效益情況下的減排途徑、創新方法和手段。以絕對量減排下新任務為目標導向，圍繞“基本建立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的發展模式”，積極探索符合省區市實際的、低成本減排途徑、方法和手段。東部有條件的地區，發揮創新引領作用，率先建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的模式”，做好碳中和“排頭兵”；中部地區，積極利用中部區位優勢，連結東、西部地區的清潔能源，承載製造産能轉移，著力建立“經濟社會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發展模式，探索發展 “零碳製造集群”；西部地區，主要構建支撐國家生態安全的生態服務體系，積極發展基於自然解決方案的碳匯，以及生態旅遊、面向“一帶一路”倡議國家的國際貿易等服務性業態，並以發展清潔能源生産和裝備製造等戰略新興産業為驅動力量，建立符合當地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生態經濟模式”。

　　進入“剩餘排放基本清零”階段時，則以剛性減排的諸多技術包括CCUS和低碳或零碳生産新工藝為突破口，全面發力，實現“剩餘排放基本清零”。全面建成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脫鉤經濟模式，建立支撐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富有韌性和安全特徵的新型數字化智慧化能源系統。

　　厚積薄發“立標準” 科學合理穩中求進

　　行業産業結構綠色升級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特別是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之下，一些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的企業轉型面臨著多方面的壓力，需要綜合考慮企業轉型的節奏、轉型的成本、轉型的時機等因素，不能搞一刀切，一陣風；而是要調動社會專業性力量，把服務企業的綠色低碳轉型和國際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作為結構調整的第一要務。

　　現階段面對國際能源危機蔓延、新冠疫情反復、新的地緣競爭加大、全球通脹壓力持續等不利因素，中國綠色低碳發展轉型將迎來哪些挑戰？李勇主任認為，目前在堅持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上，面臨著思想認識上衝擊以及戰略定力動搖的風險。綠色低碳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的複雜工程和長期任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堅定不移，但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要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低碳轉型關係的挑戰？“雙碳目標也要順勢而為，要在保增長，穩預期的前提下，紮實有序的開展碳達峰有關工作。”同時避免過度投資和盲目投資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挑戰。

　　對於企業而言，如何有序且安全應對？李勇主任表示，企業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第一，從思想意識上，要充分認識到雙碳工作的高度重要性——雙碳目標，不僅是國家兌現國際承諾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內容之一，早做比晚做好；第二，加快研究本企業碳達峰和碳中和的基本路徑，厘清自身的碳排放包括排放結構和特徵等，做到心中有數。同時，要做好基礎工作，包括碳排放核算、建立相關的臺賬等；第三，立足技術創新，創新是發展的根本，要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資力度；第四，要保持穩健的財務制度，保持流動性，避免對能源密集和碳排放密集型産業盲目投資和擴大投資；第五，避免單打獨鬥，建立良好的上下游合作機制，積極建立共性技術開發平臺。

　　關於行業協同發展方面，李勇談到，行業協會要充分發揮各自作用，做好全行業的動態分析，並與政府主管部門建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行業龍頭企業要發揮帶動作用，打造低碳産業鏈條，但要注意跨國公司濫用其地位對中小企業實施的以減碳為由的轉嫁責任行動，社會組織要發揮公益性作用，特別是幫助中小企業構建碳管理體系；政府有關部門要將工作前置，密切跟蹤行業動態、並主要的上下游企業建立會商機制，開展相關政策研究，並適時出臺有利於行業穩定健康發展的政策，特別是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同時要加強對行業企業的監管，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

　　藍圖繪就，更需要腳踏實地去完成。由於各地在經濟模式、能源結構、碳排放總量、産業構成行動進展和趨勢上均存在差異，李勇主任總結道，各地區要發揮創造性，不等不靠不要，在“幹中學”“學中乾”，緊緊扭住産業升級和邁向中高端這個牛鼻子，探索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與碳排放逐步脫鉤的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社會脫胎換骨式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