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內閣府8月17日發佈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扣除物價變動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産總值(GDP)環比增長0.3%,按年率計算增長1.1%,低於上一季度修正後的1.9%,也低於經濟學家預期的2%。經濟整體呈現疲弱態勢。
二季度,佔日本經濟總量半數以上的個人消費基本停滯,企業設備投資環比下降1.2%,民間住宅投資下降0.5%,公共需求下降0.8%,內需整體拖累經濟增長。
與此同時,作為日本長期利率核心基準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衝高至2.93%,創下1996年9月以來近30年的歷史高位。日元匯率在美日聯合干預後,呈現先短暫大幅上升、隨後持續回落貶值的走勢。
這一系列數據怎麼看?日本經濟面臨怎樣的困境?高市早苗政府手裏還有牌可打嗎?
總台環球資訊《閃評》欄目專訪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院長張玉來,帶來詳細解讀。
“日本經濟正遭受內外夾擊”

路透社報道截圖
張玉來表示,日本最新公佈的二季度經濟數據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其內需在全線收縮。這意味著日本經濟疲弱不是單純的週期波動,而是結構性低增長疊加外部衝擊所致,在內外夾擊之下,其內需很難修復。
實際購買力受日元貶值的影響而下降。日元近期大幅貶值推高了進口價格,工資漲幅跟不上物價上漲,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受限,導致了消費停滯。
企業信心出現不足,在內需前景不明、進口成本上漲的背景下,設備投資明顯收縮。
房貸成本預期上升,導致了住宅投資萎縮。
財政空間受限,公共需求下降。
老齡化社會造成的勞動力萎縮等結構性問題依然嚴峻,導致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依然偏低。
此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推高了油價,作為能源進口大國的日本進口成本大幅上升,輸入型通脹加劇。全球需求放緩,外部訂單對日本出口拉動也有限。
“日債升、日元貶,可能衝擊全球流動性”

《華爾街日報》報道截圖
近日,作為日本長期利率核心基準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衝高至2.93%,創下1996年9月以來近30年的歷史高位。
另一方面,日元持續貶值。日本二季度累計實施了3次日元匯率干預,規模超過11萬億日元;7月31日美日聯合匯率干預後,日元匯率呈現先短暫大幅上升、隨後持續回落貶值的走勢。目前日元匯率逐步回落至1美元兌159-160區間,幾乎回吐了干預帶來的全部漲幅。
張玉來認為,日本國債收益率近期迅速走高、日元持續貶值,根本還是在於日本經濟基本面偏弱,加上財政負債不斷高企,日元作為全球長期廉價資金蓄水池的信用基礎正在發生動搖。
日本政府債務率高,老齡化帶來的社保支出剛性增長,經濟增長長期低迷,這些都是市場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來持有日本國債的原因。
日元持續貶值同樣不僅僅是短期利差問題,它反映的是日本經濟低增長、高債務、政策空間窄。
在日本長期低利率的環境下,日元成為全球套息交易的主要融資貨幣。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緊,日本國債收益率上升,資金就可能大規模回流日本,觸發套息交易的平倉。
這種外溢效應首先會殃及美債,因為日本是美債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日本投資者如果調整資産組合,減持美債回流本國,美債收益率將面臨上行的壓力。美國之所以願意聯合干預日元並施壓日本加息,表面上是在幫日本穩定匯率,實際上是在防止日元無序貶值,最終會衝擊美債和全球流動性。
“高市經濟政策出現方向性錯誤”

張玉來説,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經濟增長狀況一直是政府支持率的首要指標。
當前日本經濟的當務之急是處置實施長期金融寬鬆所帶來的一系列負資産,但高市早苗內閣推行的經濟政策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其財政擴張路線與當前日本經濟發展實際狀況南轅北轍,經濟下行是必然,這也會直接導致其支持率的下降。
目前日本政府債務餘額已經高達1346萬億日元,債務率達225%,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最高位。受高市內閣大規模減稅與擴大財政支出政策疊加影響,2026年年底日本國債餘額將再增加146萬億日元,屆時將逼近1500萬億日元關口。
面對嚴峻形勢,高市早苗內閣反其道而行之,一邊大幅擴大財政支出並大規模減稅,一邊推進“再軍事化”佈局消耗大量公共財政資源,這會進一步惡化市場對日本財政紀律的預期,觸發“財政擴張—利率上行—日元貶值—通脹抬升—居民實際收入下降”的惡性循環。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已經釋放出明確的加息信號,不過在加息節奏以及加息幅度上還存在變數,這既與高市政府與央行之間關於加息存在矛盾有關,也因為如果加息過快會打擊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成本,這就給處於進退維谷之中的日本央行的加息進程增加了偶然性,使其充滿了不確定性。
對於日本普通民眾而言,物價上漲、實際購買力下降、生活成本攀升,其獲得感會持續走低,因此越加骨感的現實窘況一定會導致高市支持率的迅速下降。僅靠“畫餅充饑”式的政治承諾,無法破解日本經濟的深層結構性困局。
來源 | 總台環球資訊
編輯 | 王菲
簽審 | 龔晨
監製 | 蔡耀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