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日本屢屢採取“再軍事化”行徑，妄圖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當地時間5月22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宣佈，日本自衛隊將於6月22日至7月1日參加由美軍主導的“勇敢之盾”聯合演習，演習期間，“堤豐”中導系統將再度被部署到日本鹿兒島縣鹿屋航空基地。

日本防衛省官網截圖

　　在本次演習中，與“堤豐”中導系統一同部署的，還有高機動性火箭炮系統“海馬斯”。此外，日本鹿兒島縣鹿屋航空基地還將用於計劃在9月舉行的日本陸上自衛隊與美澳軍隊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日本防衛省稱，在這一系列演習結束後，相關裝備將從鹿屋航空基地撤離至駐日美軍基地。

塔斯社報道截圖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認為，日本再度允許美軍部署“堤豐”中導系統，這實際上是一種刻意的試探。這種漸進式的突破，本質上是對日本和平憲法精神及戰後和平發展道路的嚴重背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

　　首先，這是日本企圖借助美日同盟強化軍事威懾能力的一個步驟。通過為美軍前沿部署提供軍事基地和便利條件，日本試圖換取美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更明確的對日安全承諾，特別是在所謂“台灣有事”等場景下強化對外威懾能力，同時借助美軍先進裝備提升自身對周邊地區的軍事影響力，彌補自衛隊在遠程打擊能力方面的短板。

　　其次，日本將“堤豐”部署視為推動“再軍事化”進程的重要突破口。借聯合演習之名，進一步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及“專守防衛”原則的限制，為未來日本自主進行中導研發和部署積累經驗與技術，同時也營造相應的輿論環境。這與日本近年來不斷修訂“安保三文件”、擴充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加快發展進攻型武器裝備等一系列強軍擴武舉措形成呼應。

　　第三，日本試圖通過配合美國的大國競爭戰略來制衡和對抗中國。一方面迎合美國在第一島鏈構建對華所謂“拒止威懾”體系的戰略需求，另一方面也借助美國力量遏制地區競爭對手，提升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話語權。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去年9月在日本舉行大規模聯合演習，當時美軍在日本首次部署“堤豐”中導系統。日本多地民眾要求政府敦促美軍撤走相關裝備，相關裝備最終於去年11月撤離。

　　遭到日本國內民眾堅決反對的“堤豐”中導系統，為何還會一而再地被部署到日本本土呢？美日此舉，將給地區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項昊宇分析稱，美軍在鹿兒島的基地部署“堤豐”中導系統以及海馬斯火箭炮，對地區戰略平衡和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破壞性影響。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

　　從戰略層面來看，“堤豐”系統可以發射射程超過16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以及具備反艦能力的“標準6”導彈。這就打破了東北亞地區長期形成的戰略平衡，使日本成為第一島鏈上的前沿打擊節點，將地區的軍事對抗推向短兵相接的危險境地。

　　其次，這種部署必然會引發地區國家的警惕和防範，地區國家不得不加強相應的軍事能力建設，實際上就會使周邊國家加強導彈防禦系統的建設及遠程打擊能力的部署。這種部署會形成連鎖反應，衝擊地區的軍控體系，使國際軍控形勢進一步惡化。更為危險的是，中導系統的部署會顯著降低軍事衝突的門檻，任何軍事誤判都可能升級為全面衝突，而日本作為部署地會直接面臨戰場化的風險，進而嚴重危及日本民眾的安全。

　　此外，這種中導系統的部署也違背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法相關準則，破壞了地區國家間的互信基礎，阻礙了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構建，為地區的和平穩定埋下了長期隱患。

　　項昊宇進一步指出，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掏空和平憲法、衝擊國際法約束的行為，具有多方面的潛在重大隱患。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

　　首先，戰後國際秩序的根基將受到很大衝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對日本軍力發展的限制，實際上已被很大程度地刻意淡化。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關於放棄戰爭權、不保持戰爭力量的核心條款已被逐步架空，名存實亡。日本作為戰敗國的法律和道義責任被進一步弱化，這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使國際秩序可能陷入失范狀態。

　　其次，地區安全架構將面臨重大衝擊。日本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大力發展中遠程打擊能力，拉幫結夥開展進攻型軍演和前沿軍事部署，這不斷推高地區緊張氛圍，破壞地區國家之間的戰略安全互信，嚴重擠壓多邊安全對話空間，加劇了陣營對抗的風險。

　　第三，軍事衝突的風險將顯著上升。日本將所謂“台灣有事”與自身安全進行綁定，頻繁進行軍演。這種“再軍事化”進程與地區熱點問題相互交織，暴露出日本試圖主動介入地區熱點問題的野心，這增大了地區矛盾問題管控的難度。

　　第四，地區軍備競賽面臨進一步升級。日本大幅增加防衛預算，放寬武器裝備出口，推動軍事技術自主研發及武器裝備出口，這會導致周邊國家採取相應措施提升軍事能力、加強防範，實際上加劇了地區安全中的“囚徒困境”，嚴重阻礙地區和平發展及互信合作進程。

　　來源 | 總臺環球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