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枯木竹石圖》

　　白路/文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但中國文學史上最頂尖的人才都在這艱險的道路上“雙向奔赴”。人們常説“自古詩人例到蜀”，卻往往忽略了另一文化現象：西南一隅的天府之國懸隔四海、遠離中原，但每個時代都會從這裡走出卓越的大才。蜀道上走出去了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軾、楊慎等“奇瑰磊落”的人物。“相如賦，太白詩，東坡文，升庵科第”。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為頂尖的。

　　地理上的天然內向，極易造成封閉獨守，但四川在文化上包容開放，川人有一種“走出夔門”的強烈願望。出川的意義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更是一種心理上的激烈反彈，文化上義無反顧的跨越。蘇軾出川之後，一輩子不是被貶，就是走在被貶的路上。烏臺詩案，黃州突圍，一蓑煙雨任平生。人到中年的蘇軾化一路坎坷為自我生命的超越，使得儒、釋、道奇妙地貫通融合，為中國人的文化性格注入新的基因。

　　詩意的棲居，蘇軾在傳統士大夫進取與退隱之間的雙重矛盾心理中，另辟了一條人生的美學之境。蘇軾在世之時，便在大宋境內家喻戶曉，趙氏皇族都是他的粉絲，每有新作，世人爭相傳頌，洛陽紙貴，他成了整個東亞文化圈的國際文化偶像。

　　史料記載，交趾國（今越南）的一位王子因為崇拜蘇東坡，不畏路途艱難，一路北上追隨他學習吟詩作賦。元豐三年，高麗文臣金覲出使大宋。由於崇拜蘇軾蘇轍，歸國後將其兩個孩子分別取名為“富軾”“富轍”。高麗國王仰慕蘇東坡，除了重金收購字畫之外，還特意派遣侍從至大宋境內服侍蘇東坡。

　　蘇東坡在日本更是廣受歡迎，從江戶時期的松尾芭蕉開始，許多日本文人的詩文中都有蘇東坡的影子。平安時代“東坡先生”的名號便開始出現在日本的文字記載中，鐮倉時代蘇軾作品傳入日本，例如《東坡詞》《東坡長短句》等作品流傳甚廣，到了近代蘇東坡的詩詞入選了日本高中教材。

　　日本文人對蘇詩情有獨鍾，不僅研讀、模倣蘇東坡的作品，還以他為題創作了很多詩文，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崇蘇熱”“東坡癖”。在享和二年壬戌（1802年）前後，日本出現了“赤壁會”。日本文人模倣蘇軾，置酒會客，廣納好友，把日本某地方當作“東坡赤壁”，泛舟模擬赤壁遊。1922年9月7日，東坡《赤壁賦》作後的第十四個“壬戌既望”，敬慕東坡的日本文人舉辦了一次盛大的“赤壁會”，隔著日本海，穿越時空，向蘇東坡致敬。此外，在東坡生日（農曆臘月十九）那天，日本文人還要舉行“壽蘇會”，將收集有關蘇東坡的書、畫、文具、古董等在會場展示。

　　2000年，法國《世界報》在迎接新千年到來之際，評選了上一個千年影響世界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蘇東坡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西方學者將蘇東坡視為中國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法國漢學家成安妮認為，蘇東坡體現了“文化和道義方面的人道精神”，而這正是“極具批判精神並附有淵博學識的、不再是苛刻的評論家而是對萬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蘇東坡的命運和作品在歐洲，特別是法國，激起了專家和“學識淵博的讀者”的興趣。法國作家克勞德·羅伊1994年出版了《千年之前的朋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帕特裏克卡雷，則以蘇東坡流放黃州的經歷創作了小説《永垂不朽》。

　　文人、藝術家何以是“英雄”？在給米開朗琪羅作傳時，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這樣寫道：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在中國人看來，這段話更像是蘇東坡一生的注腳。

　　一生的坎坷釀成美酒，蘇東坡深刻品味到了命運的詭譎、官場的蹭蹬，但他在人生的得意與失意的巨大落差間，仍然能夠“揚棄悲哀”，以適情適性的平和達觀，構建超然自適的精神家園，鳳凰涅槃。東坡精神超越了語言，超越了時代，永遠在路上，永遠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