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試點社會公益組織促進垃圾分類

　　原標題：垃圾分類能否“點燃”社區自治熱情 上海試點社會公益組織促進垃圾分類，用社區內外資源搭配個性化“配方”

　　上海新一輪生活垃圾分類減量工作2011年在楊浦區啟動後，已經經歷了六年多的探索，然而時至今日，效果仍難以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更有調查指出，上海居民主動參與垃圾分類的比例還不到四分之一。

　　引導居民主動參與垃圾分類，政府部門、社會多方力量都在努力，其中，社會公益組織的作用不可忽視。據不完全統計，上海目前有20多個社會公益組織在參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

　　不過，社會公益組織似乎總會遇到一道門檻：面對他們這些“墻外人”的勸説和引導，社區裏的居民會買賬麼？他們的“招數”，能奏效嗎？

　　全面排摸調研“對症下藥”

　　“肯定不買賬，我們的志願者還曾經被當成推銷員趕出來。”上海愛芬環保科技諮詢服務中心項目總監郝利瓊坦言，社會公益組織在促進垃圾分類上更像是“幕後英雄”，發揮協調社區內外各方資源的長處，而不是代替居委會、業委會做社區裏的“老娘舅”。

　　她表示，促進生活垃圾分類在全世界都是難題，只靠苦口婆心、挂橫幅和發垃圾桶，很難解決問題。社會公益組織要做的，是通過調查，掌握一個社區的特點，進而設計出一套社會動員機制，用社區內外的資源搭配出“配方”，讓社區裏的居民真正行動起來。

　　據業內人士介紹，一般長期進駐一個社區前，社會公益組織都要做至少一次的全面排摸調研，掌握社區管理層情況、社區基本情況（尤其是租戶佔比、少年兒童佔比、現有志願者隊伍情況等）、社區硬體配備，有必要的話甚至會去翻社區的垃圾桶，直觀了解垃圾分類現狀。

　　“根據調查結果將社區歸類，對症下藥。”上海霏霖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秘書長周美峰以上海某區為例介紹説，區內社區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社區管理層和居民都沒幹勁，只能做到按規定設置標準垃圾桶。第二種，社區管理層有幹勁，也有辦法，居民的生活垃圾基本做到乾濕分離，同時建有綠色賬戶積分和兌換體系。第三種，社區管理層和居民的積極性高漲，不依靠小區保潔員的二次分揀，居民自主就能做到垃圾分類，甚至比常規的四種分類分得更細；整個社區形成了穩定的道德約束環境，居民之間互相幫助和督促垃圾分類。

　　周美峰坦言，第三種社區只是鳳毛麟角，約有五六成社區目前屬於第二種，剩下三成多還處於第一種這樣的“原始”狀態。

　　主要原因之一是“冷漠”。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經濟、觀念都在發展、改變，許多人因此不斷流動，生活方式無法穩定下來，成了行為不受組織約束的“單細胞生物”，而許多社區就是“單細胞社區”——人與人之間沒有來往，各顧各的，在對待生活垃圾分類等帶有公共屬性的社區事務上，更是冷漠的，始終持“和我無關”的態度。因此，要促進生活垃圾分類，就必須在人與人之間，在生活垃圾和居民之間構建起情感關聯，讓居民認同生活垃圾分類是社區的事，也是自己的事。

　　促進分類要有“公共空間”

　　探訪多個參與促進垃圾分類的社會公益組織後，記者聽到最多的一個詞是“公共空間”。許多社會公益組織一致認為，社區裏形成一個公共空間，是促成生活垃圾分類的必要前提。

　　“我看到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郝利瓊説的是浦江鎮的一個社區，2014年，愛芬環保進駐該小區推動垃圾分類。起初，小區大門口有一個垃圾投放點，擺放了幾十個垃圾桶，臟亂差。在社會公益組織的奔走下，被改造成一個固定的垃圾箱房，由專人管理，不僅整潔一新，外墻還畫上了彩繪。

　　接下來的事，讓不少人大吃一驚：到了夏天，由於管理得好，沒什麼異味，垃圾箱房旁的空地竟成了小區居民的“公共客廳”。一些居民扔完垃圾，沒什麼事，就坐在門衛師傅搬出來的各式板凳上，抽煙、喝茶、聊天、打羽毛球。其他的居民來扔垃圾，一看這麼多人坐著，一旁又有管理員勸導，很快養成了分類的好習慣。

　　原來，這個社區的居民大部分是本地動遷戶，從附近幾個村整體搬遷而來，以前經常聚在一起“嘎三胡”。搬新家後，一直沒找到公共空間，沒想到因為垃圾箱房改造而“歪打正著”。

　　有些公共空間是用無形的群體壓力來倒逼居民做到垃圾分類，有些公共空間則更加“高級”：讓居民看到垃圾分類的好處，激發他們內心的認同感，從而構建起強大的情感關聯，主動自覺地去做垃圾分類。

　　靜安區悠和家園就是一例，在社會公益組織的指導下，原本破舊的垃圾箱房被改造成帶有屋頂花園和“一米菜田”的“悠和綠站”。居民可以拿著濕垃圾堆肥而成的有機介質來種花種菜。天氣好的時候，不少居民扔完垃圾，願意到屋頂花園松松土、聊聊天，還能領到垃圾箱房種出的蔬果、鮮花。很多不認識的人借助垃圾分類彼此認識，並且更加“癡迷”于垃圾分類和各類衍生活動。

　　“其實，打造公共空間來促進垃圾分類的靈感，源於以前遇到的矛盾。”郝利瓊表示，一些樓層較高的社區，為了試點垃圾定時定點投放，必須撤走樓層裏的垃圾桶，又或者在小區空地上增設一個垃圾箱房，這些“敏感”行為往往引發居民強烈反應。不過，通過一次次協調，她們發現，當居委會、物業、業委會、居民等各方坐在一起，把問題攤在臺面上多次充分溝通後，多數情況下，是可以彼此理解，達成一致的。所以，解決垃圾分類方面的問題，需要“面對面”，而打造一個公共空間就是促成“面對面”的有效途徑。

　　增強社區居民“參與感”

　　不少專家抱有這樣的觀點：生活垃圾分類將是中國社區自治肌理形成的“敲門磚”。這並非言過其實，在社會公益組織的引導下，一些社區已經開始嘗試用生活垃圾分類來“點燃”居民自治的熱情。

　　在惠工新村，有一項“銀杏助老計劃”，每月兩次從社區居民處收集而來的可回收物，由霏霖公益變現後，交還給小區自管會，定向捐贈給困難老人。

　　如今，一個升級版的“銀杏助老計劃”正逐步被複製推廣到其他社區。在泰東、匯東小區，霏霖公益正結合垃圾分類做一個社區自治的試驗：依舊是每月兩次從社區居民處收集可回收物，但如果居民按照廢塑膠、廢紙、廢鋁罐、廢棄電子産品等分類進一步細分了可回收物，每次可從志願者處領取一枚“粉紅幣”，借助這枚“粉紅幣”，居民可以在社區內行使一個公益項目的投票權。

　　在霏霖公益的辦公室，記者看到了兩個透明的“投票管”。周美峰告訴記者，假設泰東、匯東小區每個季度要開展一項社區公益活動，那麼就要在徵詢居民意見的基礎上，結合活動預算的實際情況（預算來自居民交投的可回收物變現），挑出兩個備選方案，讓持有“粉紅幣”的居民投票。最終哪根“投票管”裏的“粉紅幣”多，就開展對應的公益活動。

　　“是慰問孤老，還是給車管會的志願者採購棉背心，決定權在於對垃圾分類作出貢獻的居民。”周美峰表示，雖然這些都是“小事”，但這樣的形式可以增強居民在垃圾分類上的參與感，讓他們覺得垃圾分類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同時也讓垃圾分類成為社區自治的一個切入點。她們將在試點成熟後，將“粉紅幣”推廣到更多社區，推進垃圾分類和社區自治，一舉兩得。

　　“總體而言，整個社會的意識這幾年有了很大變化，我們進入社區開展工作的阻力小了很多。”郝利瓊自信地表示，社會公益組織將來能在垃圾分類上更有作為。

　　一組數據也間接地證明，各方力量促進垃圾分類的努力沒有白費。以垃圾産量較高的7月為例，2016年該月上海日均處理濕垃圾約2400噸，而今年同期的日均處理量增長了10%，顯示垃圾分類得到了有力執行，更多濕垃圾被分離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