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櫟陽城遺址發掘的植物紋瓦當。

　　秦漢櫟陽城遺址三號、十一號建築佈局圖。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遺址橋樁密集。

　　3月12日，在陜西省文物局指導和省社科聯的支持下，由陜西省考古學會組織評審會，包括北京大學、西北大學、陜西省考古學會部分常務理事在內的15位專家參與評審，經項目負責人彙報、綜合評議，投票評選出“2022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分別為洛南夜垣遺址、旬邑西頭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西安三殿漢代古橋遺址、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靖邊清平堡遺址，其中我市佔三項。

　　秦漢櫟陽城遺址：

　　目前發現並確定的時代最早的都城軸線

　　秦漢櫟陽城，位於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新興、武屯街道，櫟陽是大漢王朝的第一個都城。2022年，考古人員在原考古基礎上完成發掘區清理，完整揭露三號、十一號建築。

　　三號建築位於發掘區西側，東北為十號建築。建築整體坐北朝南，呈長方形，由臺基、散水等組成。宮殿臺基呈曲尺形，東西長13.64米～33.14米、南北寬3.72米～13米、殘高0.55米～0.79米。臺階周壁局部發現有墻皮殘留，面為白灰抹平，有火燒痕跡。臺基周緣設置有19個壁柱，壁柱間距不等，南北、東西壁柱多不對應。臺基的東北、西北、西南各設置1個登臨臺基的坡道，其中東北角為1號坡道，北臨十號建築，東通往十一號建築1號院，向西通向臺基，西高東低緩坡狀，東西長4.8米、南北寬2.35米，分三節，其東西各為一個長方形平臺，東西長1.5米、南北寬2.35米，中間斜坡長2.5米，坡度約20度，局部殘存砂粒。

　　十一號建築，位於發掘區東側，通過北側廊道西折後與十號建築連接。臺基呈長方形，東西長21.3米、南北寬16.8米，殘高約0.55米～0.7米，面積357.84㎡。臺基南側的東西方向各設一個臺階，臺基西側設2個臺階，西北側與北側廊道連接。臺基上殘存獨立房間4個，臺基周圍分佈壁柱18個，西側、南側、北側發現散水，東側未發現。臺基北側廊道以東的殘存散水，在內外兩條立瓦內用卵石平鋪，殘長2.6米、寬0.67米，殘存卵石9排，東西長2.52米，呈南高北低。卵石橢圓形，直徑8～10釐米。在臺基北、南、西側散水與臺基間均分佈有陶立管。

　　櫟陽城遺址三號古城核心區的發掘，是近年來戰國中期列國都城核心建築的重要發掘，對戰國時期，並對從戰國中期延續到西漢初期的建築特點、形制和演變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

　　2021-2022年度開展的三號、十一號建築清理，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該時期宮城核心區主要建築，對深入開展戰國秦漢建築研究有重要價值。

　　通過發掘確定，通過三號建築東側南北臺階存在一條貫穿三號古城核心建築的南北向軸線，是目前發現並確定的時代最早的都城軸線，而在三號建築發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築和廁所，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等級最高的同類遺存，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

　　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北與承天門大街相通，又稱“天街”，是貫穿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位於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第七橫街交匯處、安仁坊西北隅一帶。

　　本次發掘是隋唐長安城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對研究都城禮制、道路排列、裏坊佈局、橋梁結構、人工溝渠的修築及流向以及當時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還為研究明清薦福寺的歷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實證。總計發現隋唐至明清各類遺跡20余處，包括道路4條、渠溝3條、橋址7座、墻基2道、門址1座、涵洞1處、井1口、骨灰瘞埋遺跡2處等。出土各類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築構件等。

　　通過發掘，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遺址，街道殘寬達101米，其餘疊壓在工地西墻外的現代朱雀大街之下。在朱雀大街東起第一座橋址的北側，發現密集的南北車轍遺跡，在臨近第七橫街處發現密集的東西向車轍遺跡。在工地東部還發掘出一條東西向大街，發掘街寬23.6米，與朱雀大街相交匯，為隋唐長安城外郭城第七橫街。

　　在朱雀大街上發現了東西橫穿的水渠。出土有隋五銖、開元通寶、乾元重寶銅錢，還有陶背水罐、弦紋罐、綠釉碗、白瓷碗、白瓷盆、青瓷盞、黑釉唾壺、青釉執壺、蓮花紋瓦當等。

　　在朱雀大街的東側，還發現一條南北向水溝，為朱雀大街的東側路溝，出土有隋五銖、開元通寶、乾元重寶銅錢，還有陶盞、罐、背水罐、白瓷盒、褐釉雙魚壺、蓮花紋瓦當等。

　　在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內發現5座東西並列的橋址，皆為南北走向，中間最寬，兩邊稍窄，間距大致相同。五橋結構大致相同，渠岸兩側在生土二層臺上砌築橋臺，為疊澀磚壁，平面呈腰鼓形，中間束腰，兩側略外敞。包磚內的渠岸開挖有土槽，其下鋪設石礎，其上原立木柱皆腐朽不存。其中中橋原應立有5對木柱，兩側4橋皆立4對木柱。此外，在中橋北岸磚壁上發現有柱洞遺跡，南北橋臺外靠近渠岸一側發現有橫木遺跡，為後期橋梁修補遺跡。

　　在朱雀大街東側水溝上，還發現連接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第七橫街的2處橋梁基址，皆為東西走向，南北並列，可見成排的木柱遺跡。每座橋址柱洞下帶4對磚礎，溝壁上部尚殘存一層包磚。

　　在工地東南部，還發現隋唐長安城安仁坊西北角墻基、北坊墻角門及北側涵洞遺跡。在安仁坊西北角附近的北墻上發現一處角門遺址，門址已遭破壞，未見墩臺遺跡。涵洞位於角門外的水渠上，由洞身和洞口組成，整體用青磚砌築，南壁保存較好。推測唐代薦福寺浮圖院通過此便門，跨過涵橋，與第七橫街相通。

　　關於橫穿朱雀大街的這條水渠，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橫街南側的豐樂坊、安仁坊北側一線都有發現。它與文獻所載永泰二年（766年）京兆尹黎幹主持開挖的漕渠路線相近，但是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結合科技考古的測年，開鑿年代或早至隋或初唐，似非同一性質。

　　據考古實測，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的中橋恰位於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位於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是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體現了大唐威儀，對於隋唐長安城形制佈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文獻記載，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在建國門外甘泉渠上有通仙橋五道，但具體形制佈局不明。本次發掘的朱雀大街五橋並列遺址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同類遺址，是元大都周橋、明南京內外五龍橋、明清北京內外金水橋、明清帝陵中軸線上五橋、三橋並列制度的先河，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遺址：

　　迄今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漢代古橋

　　西安三殿漢代古橋位於半引路西側，東三環東側，紅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西北側，西距現浐河約400米，是迄今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漢代古橋，東西跨度大，南北寬度寬，橋樁密集，是漢代高等級橋梁的代表，為研究漢代橋梁構造及修補過程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目前共發現橋樁874根，宗地範圍內橋體殘長74.64米，寬20.54米，橋樁基本上成排分佈，呈西北-東南走向，方向156度。根據橋樁形制可分為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圓形細木樁三種，根據木樁分佈情況及碳十四測年數據分析，發現較明顯的規律，方形木樁和圓形粗木樁年代較早，佈局較規整，應為西漢早期始建橋梁時所建；大部分圓形細木樁位於方形木樁、圓形粗木樁之間，分佈規律性不強，且年代較晚，或為西漢至東漢時期修補橋梁時所立。

　　通過觀察解剖溝剖面，發現橋樁之上存在著多層因河流流動及改道形成的沙層和卵石層，説明在橋梁廢棄後，該區域經歷了多次河流沖刷及改道，除木樁外，其他橋梁結構及周邊遺物已完全不存。

　　該橋正對西漢薄太后南陵及漢文帝霸陵，是帝陵營建這一漢代重大國家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橋位於南陵、霸陵與漢長安城之間，為研究漢代道路交通路線提供了重要參考。根據文獻“南陵橋壞，衣冠道絕”的記載，推測其可能為“南陵橋”，為進一步尋找文帝“顧成廟”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西漢衣冠道及早期陵廟制度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西安報業全媒體記者 楊明/文 受訪單位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