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頭人面銅壺 記者 謝偉 攝

　　盛唐時的長安，是世界第一個人口超百萬的國際大都市。無數的西域友人沿著絲綢之路來到長安，在這裡留學、經商、為官……他們帶來新鮮的外來文化的同時，也彰顯著大唐開明開放的胸襟和包容氣度。

　　酒肆門前，“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西市的“美食街”，“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翩翩五陵少年，則“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時隔1200多年，臨潼博物館裏，國家一級文物“鳳頭人面銅壺”靜靜訴説著這段輝煌歷史，六個高浮雕人面，酷似“天竺”面孔，又富含波斯元素，是中亞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融合交流的見證，再現唐代絲綢之路的文化包容和文明互鑒，成為絲綢之路聯通東西方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有力物證。

　　國寶出土石破天驚

　　“和一般文物不同，這件銅壺特別之處在於它出土于慶山寺地宮，它經由絲綢之路帶至長安，銅壺本身還有很多使用痕跡。”臨潼博物館社交科科長焦娟告訴記者，這件文物背後還和中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85年5月5日12時許，臨潼縣新豐鎮露臺鄉的一位農民在鳳凰垣（即姜垣）燒磚挖土時，無意中挖出了已經封存1200多年的唐代珍寶——釋迦如來舍利寶帳，寶帳內置銀槨，銀槨內置金棺，金棺內藏舍利瓶，舍利瓶中珍藏著釋迦佛真身舍利。後經搶救發掘共出土文物146件（套），等級文物119件，包括有鳳頭人面銅壺、三彩盤、三彩獅子、三彩南瓜以及壁畫和石刻等一批極其精美的盛唐文物。

　　至此，慶山寺這座武則天時期建立皇家寺院遺址重見天日。根據慶山寺遺址出土的上方舍利塔記碑中記述，開創于武周時期的慶山寺為皇家供奉，規制極高，因武周皇朝的覆滅在開元初年曾經歷了一次整肅而衰落。經歷了20多年衰敗，開元後期，唐玄宗又倡導佛教，開元二十五年寺院開始重修，經歷5年建設至二十九年完成，並舉行了盛大的佛祖真身舍利供奉法會。

　　然而，在唐武宗時期的滅佛運動中，聲望如天的慶山寺也未能倖免被毀之禍，大量的地上佛教珍寶被掠一空，地宮裏的佛教珍寶塵封地下，慶山寺也隨著歲月的流逝，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

　　中印友好往來的見證

　　當時慶山寺如來佛骨舍利的出土轟動了佛教界，同時出土的精美唐代文物更是享譽海內外。一時間，臨潼博物館門庭若市。

　　已故臨潼博物館原館長趙康民在他撰寫的《武周皇剎慶山寺》一書寫道，陜西史學、文博界泰斗武伯綸先生曾評價這批文物：“我八十多歲了，漢唐文物見得數不清了，可從來也沒有看到過這麼精這麼美的。”

　　慶山寺出土的這批藝術瑰寶，曾四渡日本、兩次前往歐洲展出，在國內多次巡展于大江南北。所到之處，觀展者、參拜者紛至遝來，絡繹不絕。

　　這當中，鳳頭人面銅壺的藝術價值頗高。“該壺鳳首龍柄，壺頸細長，喇叭形圈足。一般稱為‘胡瓶’，根據瓶身造型等細節，判定它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焦娟説，根據銅壺的彎眉大眼人面造型，以及兩兩共用一條髮辮，可以判斷這是天竺也就是印度女子的造型特徵，是中印友好往來以及中亞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融合交流的印證。

　　胡瓶背後的長安胡人

　　“唐代的都城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胡人大量入居，胡風盛行。有的胡客甚至能來長安居住數十年，娶妻生子，購買田宅。”焦娟表示，對於銅壺的來歷已無據可考，可以肯定的是它與絲綢之路有關。

　　臨潼博物館原館長趙康民認為，這個銅壺上，發現了很多使用痕跡。由此推斷，銅壺不是專門為法事定制的。很有可能是西域的僧侶和商人們攜帶銅壺到長安城後，看到盛事，就把銅壺供奉在地宮中。另一方面，長安城中的貴族十分喜歡胡瓶，普通人沒有資格享用，也有可能是當時貴族所獻。

　　根據史料記載，唐代長安的胡人，為官做將，出入于朝堂內外；經商興販，活躍于坊市之間；吟唱彈弄，風行于宮廷與街巷；講經布法，遊走傳佈于各大寺廟之間，構成了當時長安一道獨特的風景。

　　陜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教授韓香指出，當時的胡人群體也不是指某一個具體的族群，而是泛指來自西域（今新疆地區）、中亞、西亞等地的各種人群，包括西域人、粟特人、波斯人等。他們有的是長安入侍為質的西域各國王族成員後裔，有的是投誠者如安附國，還有的流亡人員比如薩珊波斯王族後裔及其追隨者，更多的是胡商以及匠人、樂人等。對胡人來説，長安是他們實現夢想或尋求庇護之地，他們樂居長安，也漸染華風。（ 西安報業全媒體記者 楊明）

　　文物檔案

　　鳳頭人面銅壺：高29.5釐米，腹徑14.5釐米，銅質，鳳首龍柄，長束頸，長頸上作凸弦紋三周，喇叭形圈足。腹作六個高浮雕人頭面，人面部肌肉豐滿，彎眉大眼，小口修鼻，口與鼻距離極近，從壺口俯視，尤似一朵盛開的蓮花。額前分發，兩兩共結一條髮辮，儼然一副天竺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