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我省楊官寨遺址和秦漢櫟陽城遺址入選

　　4月10日，由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在北京揭曉，我省的楊官寨遺址和秦漢櫟陽城遺址成功入選。來自全國20余個省市自治區的200余位考古學者匯聚一堂，共同見證了“考古界奧斯卡”的誕生。

　　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自啟動以來，得到各地考古文博機構和單位的支持。在“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上，26個入圍項目的彙報人以項目時代早晚為序，分別進行了20分鐘的終評展示並接受評委和學者的提問。最終，經過評委會評議和投票，産生了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寧夏彭陽姚河垣商周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吉林安圖寶馬城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

　　楊官寨遺址現史前“剁手黨”

　　楊官寨遺址位於西安市高陵區姬家街道楊官寨村四組東側，地處涇渭交匯處西北約4公里的涇河北岸一級階地上，南距現涇河河道僅約1公里，是關中地區仰韶中晚期一處特大型中心聚落遺址。自2004年首次發現至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開展了持續十餘年的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7年，為了探索遺址東北部聚落功能區分佈狀況，在遺址東段環壕外開展針對性考古發掘工作時，發現一處大型公共墓地。

　　經初步探明，該墓地總面積超過9萬平方米，區域內墓葬分佈十分密集，初步推測墓葬總數達數千座，目前已對其中的211座廟底溝文化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發掘結果顯示，這批墓葬的規格普遍較小，墓葬方向基本為東西向，在部分墓葬周圍發現有疑似幡類標識墓葬位置的遺存，據此推測，墓地在營建和使用過程中經過週密的規劃，類似于《周禮·春官》中所載之“邦墓”。墓葬形制以偏洞室墓佔據絕大多數，還有少量豎穴土坑墓。在已發掘的墓葬內尚未發現木質葬具，僅在個別墓葬中人骨周圍發現了疑似編織物包裹的痕跡。

　　“墓葬均為單人一次葬，個別墓葬墓主人的細部骨骼有缺失或移位的現象，還有少量非正常死亡現象。”楊官寨遺址項目負責人楊利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有些手被放在人的頭骨側，而且擺放得非常整齊，還有一些手在人的其他部位，如腿部、腳部，或是填土裏面，都發現有手指頭被移位的現象。“我們認為這些可能是當時流行的一些喪葬的習俗，當然聽著比較殘忍，我們也在發掘的過程中戲稱這些人是史前的‘剁手黨’。”楊利平説，出土隨葬品數量較少，大多數墓葬都不見隨葬品，推測可能與墓主人的身份有關。但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彩陶盆、泥質筒形斜腹罐等隨葬品具有廟底溝文化典型特徵，為該批墓葬的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有力證據。

　　該墓地當屬國內首次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填補了相關領域考古發現的空白，為從宏觀上進一步認識楊官寨遺址的聚落佈局提供了依據，也為廟底溝文化聚落形態、埋葬習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係、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課題的研究積累了實物資料。

　　考古發現“櫟陽”字樣陶器秦漢櫟陽城被確認

　　秦漢櫟陽城位於今西安市閻良區。據文獻記載，櫟陽城在秦獻公、秦孝公、秦末楚漢相爭之際的塞王司馬欣時期都曾為都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陽、漢長安外的第三座重要城池。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對櫟陽城遺址開展了系統的考古勘探與發掘，確定了櫟陽城遺址的南墻、西墻，並在城中發現大量建築遺址及道路，但因地下水位甚高，未發現北墻、東墻。

　　2013-2017年，秦漢櫟陽城遺址在精確測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統的支撐下，通過大範圍勘探和小規模試掘的方式，先後確定了一號、二號、三號等三座古城，並在三號古城內試掘確定了多座大型宮殿建築，確定三號古城的時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前期，即文獻所載的秦至漢初櫟陽，並在遺址中發現大量的建築構件和生活設施，其中，在對櫟陽城三號古城的發掘中，出土一件殘破的陶壺，上面的陶文引起了專家的重視，在陶壺口有“櫟陽”兩個字，這也是首次在該地區發現帶有“櫟陽”兩個字的器物。這一發現為證明其為秦漢櫟陽城的鐵證。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秦漢櫟陽城遺址，貼著陶磚、配有壁爐的戰國秦國君與后妃的“豪華浴室”驚艷面世。新發現的戰國時期“豪華浴室”分別位於櫟陽城遺址三號城內的兩處建築基址裏，根據考古數據資料顯示，這片建築基址屬於主要建築宮殿之後的一組附屬建築，是當時的生活區。

　　有專家根據建築的格局和東南位置的浴室面積較大推測，東南位置的這處浴室可能為秦國國君的專用浴室，東北側的浴室則由后妃使用。據了解，這樣設施齊備的浴室遺址，可能是全國現存最早的。（記者 趙爭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