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前，國家文物局公佈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山西這80通碑刻為啥入選“國家級”

　　《晉祠之銘並序碑》

　　陽刻小篆體“皇帝南巡之頌”6個大字（石碑局部圖）

　　黃河古棧道摩崖題記

　　雲岡石窟第11窟的《太和七年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碑》

　　石碑石刻，對我們來説意味著什麼？是博物館裏可以欣賞到的老物件？還是飽經滄桑的大塊頭？

　　古代先民們認為——金石不朽，所以會將重大事件鑿刻在石塊之上，永垂後世。一塊石碑就是一卷史書，能記錄那些令人遐想的前塵往事……日前，國家文物局公佈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以下簡稱《名錄》），山西有80通名碑名刻入選，它們有的珍藏在博物館裏，有的依然在“原生地”見證時代變遷。

　　這些入選的名碑名刻究竟有哪些故事呢？它們又是如何當選的呢？

　　精挑細選 多領域專家齊上陣

　　很多人好奇，“國家級”石碑石刻如何來挑選？

　　山西晚報記者採訪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資源處工作人員時得知，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推薦並上報古代名碑名刻文物近5600通。國家文物局組織了考古、歷史、文物、古文字、古文獻和書法等領域專家學者和各地文物行政部門、文博機構的意見，反復討論修訂，最終宣佈了《名錄》。

　　本次申報工作歷時1年，從全省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名錄中，優中選優，最終推薦申報了名碑名刻項目總數為439通。在申報期間，山西省文物局邀請了文博專家組成專家組對全省石碑石刻進行評選。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我省文博大家張慶捷就是專家組的成員之一。據其介紹，本次評選，範圍較廣，凡民國之前的碑碣墓誌、造像題記、摩崖石刻等都囊括在內。“評選標準也很嚴謹，首先，碑刻撰寫者和書丹者，是著名書法家，有較大歷史影響；二是碑文具有歷史、藝術史等方面的重要研究價值；三是碑刻的形制、紋飾雕刻具有典型特徵，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四是碑刻在民族融合、疆域變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證據價值；五是碑刻具有突出的地理標識作用；六是碑刻字體反映古代文字演變發展，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價值。”張慶捷説。

　　遵循以上標準，最終選出推薦申報名單，可以説這樣一個篩選的過程，也恰好盤點了山西名碑名刻的家底。

　　金石不朽 匯聚歷史和藝術多重價值

　　一塊又一塊古碑，不僅記載了一個個生動的人物和事跡，還見證了古代歷史的循序，凝聚著古人的心血和高超絕倫的書法、繪畫、雕刻藝術。作為獨特的匯聚歷史文化和藝術文化雙重價值的載體，山西入選的名碑名刻有何特色和亮點呢？

　　對此，張慶捷在接受山西晚報記者採訪時，不僅做了相應的總結，還介紹了山西這片土地上名碑名刻背後的故事，內容之精彩，讓人對入選的碑刻增添了好奇心以及對歷史的敬畏之心。

　　張慶捷表示，從我省入選名錄看，有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是碑刻的歷史價值，如入選的黃河古棧道東漢建武十一年摩崖題記，反映了東漢初年，調集人力，修建黃河棧道，以通漕運的工程，通過漕運來調劑京師和各地的糧食和物資。“在古代，修棧道通漕運是大工程，特別是在東漢初年的背景下，戰火還沒熄滅，就要開展如此大的工程，説明黃河漕運的重要性。這件事不見於史書記載，因此這塊石刻的發現，填補史書的空白，歷史價值不言而喻。”張慶捷説。

　　第二是碑刻的書法藝術價值，如介休博物館藏傅山臨書《郭有道碑》。郭有道即郭泰，字林宗，界休（今介休）人，學問道德俱佳，被人譽為“海之明珠、鳥之鳳凰”，多次拒絕官府徵辟，授生徒千余人，聲望極高，可惜英年早逝，42歲謝世。天下士人儒生千人來送葬，推舉蔡邕撰寫碑文並書丹。

　　蔡邕是東漢大文學家兼大書法家，蔡文姬之父，人稱蔡中郎。在碑文中，他如實評述了郭泰的一生，反映了當時士人注重砥節厲行的社會風氣。蔡邕後來曾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因此該碑的碑文和書法水準均高，鐫刻問世即成為名碑，後被南朝蕭統編《昭明文選》時收錄。宋代，原碑被竊。清初，傅山仰慕郭林宗，又是大書法家，於是臨摹拓片，重新刻立《郭有道碑》，使得該碑涅槃重生。傅山精擅草書，也精通LiSu ，該碑可視為傅山LiSu 的代表作品，因此該碑儘管是後人臨摹重刻，但出自兩位著名大書法家之手，書法藝術價值很高。張慶捷表示，此次這塊石碑入選，從各方面看，自在情理之中。

　　第三，是科學史價值，如《清康熙三十四年地震碑》，記載了那次大地震的場景和房倒屋塌、死亡數萬人的慘重情況，是研究地震史的珍貴資料。

　　此外，入選的名碑名刻還兼具石刻藝術價值和其他價值，如雲岡石窟第11窟的《太和七年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碑》，集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于一身，不僅記述了平城佛教徒開龕造像的情況和願望，對研究北魏平城佛事活動乃至當時佛教文化傳播有著重要價值；而且説明至晚從太和七年起，雲岡石窟已由皇家獨家開鑿營建轉向皇家和民間共同營建。另外，此題記中包含40多個碑別字，是研究魏書別字書體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完全符合本次評選具有重要的版本研究價值標準。還有北朝和唐代的佛教和道教造像碑，如《西魏大統十四年太上老君造像碑》與《唐武周天授二年涅槃變像石碑》，既有石刻藝術價值，也有研究佛教和道教傳播歷史的價值。

　　總之，這次入選的名碑名刻，都符合一種或數種評選標準。

　　山西特色 北朝、唐代碑刻遺存較多

　　山西此次入選《名錄》的總數量為80通，從年代上劃分，唐代29通，北朝22通。為何這兩個時期，會留存給後世如此多的名碑名刻？

　　“按歷史朝代前後順序回答，北朝是山西歷史上一個特殊時期，前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長達97年。後是東魏、北齊建立，晉陽成為東魏、北齊的最重要城市之一。高歡正式建大丞相府于晉陽（今太原），北齊晉陽是‘別都’，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山西出現很多北朝碑刻就成為正常現象。”張慶捷説，此次《名錄》中公佈的山西北朝碑刻中，最早也最有價值的當數發現于靈丘縣的北魏和平二年（西元461年）文成帝時期的《皇帝南巡之頌碑》，該碑的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都很大，碑陰所刻從官的姓名官爵，是研究北魏早期官制和民族融合的第一手資料。該碑被稱為“平城第一碑”，可以説是名副其實。

　　唐代，晉陽的歷史地位仍然重要，一是晉陽乃李唐王朝起兵首義之地，二是唐代晉陽，曾是唐五京之一，又是北方第一重鎮。在入選《名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太宗撰文書丹的《晉祠之銘並序》碑，作者知名度是家喻戶曉，書法藝術是名列前茅，碑首紋飾雕刻又具有唐代典型特徵，屬於必選碑刻。這塊石碑現存于晉祠博物館，也是很多公眾熟知和關注的一塊石碑，時至今日我們都能目睹到這塊石碑上鐫刻的書法藝術，感受到石碑本身的魅力。

　　相比于很多精美的可移動文物而言，遊客在參觀石碑石刻時會有些隔膜，對此，張慶捷也從專業角度，提出了自己比較青睞的名碑名刻，比如前文提到的《皇帝南巡之頌碑》，以及《北魏景明五年密雲太守霍揚碑》《李清報德造像碑》《北周天和五年曹恪碑》《大隋故儀同虞公墓誌銘》《晉祠之銘並序碑》《元元統元年姚天福神道碑》《清傅山書郭有道碑》等。如果大家有機會能見到這些名碑名刻，不妨仔細參觀，用心感受。

　　建數據庫 未來保護與規劃齊頭並進

　　山西是文物大省，古代遺存非常豐富，石碑石刻數量也很多，保守估計超過2萬通。對於這些記載歷史、鐫刻書法藝術之美的石碑石刻來説，未來將如何保護呢？

　　目前來看，這些碑刻石碣、造像題記，部分收藏在博物館和古建築中，保存較為完成，也有部分散佈于原址，此次名碑名刻申報工作，對於文物工作者來説，也恰似一次“摸底”，更是為今後的保護工作提供了更準確的基礎數據。

　　據山西省文物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與可移動名碑與造像等能夠得到妥善保護和展示相比，摩崖石刻因為體量大、數量多等原因，大多還在原址。張慶捷告訴山西晚報記者，本次公佈的《漢建武十一年黃河棧道摩崖石刻》會“搬”入室內進行保護。“黃河棧道摩崖刻石是1997年發現的，共發現幾十處，裏面還有北魏、唐代、宋代和明代修建或使用黃河棧道的摩崖石刻。考古調查工作結束後，由於小浪底水庫即將蓄水，很多棧道將被淹沒，就由運城相關文保部門將重要石刻整體切割，交給垣曲縣博物館予以展示。”

　　博物館展示+室外原樣保護，依據文物本體的特質，來修訂相應的保護方案，似乎這也是一場與石碑石刻的雙向奔赴——只為了讓它們能永垂後世，見證時代變化，銘刻滄海桑田。（記者 孫軼瓊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