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前後整個中國大地上，許多省份都發生了類似台灣‘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二·二八’參與群眾的目標是反貪官污吏，並非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衝突。”説這番話的，是“８０後”台灣青年張鈞凱，他所講的“二·二八”事件至今仍深刻影響台灣社會，但歷史真相卻被長期掩蓋和扭曲了。

不能抽離歷史脈絡看待“二·二八”

張鈞凱畢業于台灣大學，現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日前，他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談起自己眼中的“二·二八”。“台灣一些人將‘二·二八’與‘台獨’嫁接，將這一‘官逼民反’的事件歪曲解讀為外省人屠殺台灣人的族群衝突。”他説，這一説法脫離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掩蓋了“二·二八”的本質。

張鈞凱説，為“再造”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民進黨和“獨派”勢力長期以來對歷史進行了很多“編造”，意在剝離兩岸歷史脈絡。這種分離主義史觀通過教科書，對台灣年輕人産生了很大影響。

張鈞凱大學時期聽老師談台灣近現代史，發現許多史實在教科書中避而不談，於是主動開始“補課”，“二·二八”事件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課題。這個年輕人千方百計地找尋各種可信的材料，還接觸到一些“二·二八”事件親歷者。

“‘二·二八’的本質就是‘官逼民反’，要求‘民主自治’，反映的是民眾和貪官之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張鈞凱認為，對於“二·二八”事件，無論如何都不能自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中抽離出來去看待。１９４７年前後整個中國大地上，許多省份都發生了類似的“官逼民反”事件。

張鈞凱説，當時，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都面對著“半封建半殖民地戰時政權”的壓迫與掠奪，“打倒貪官污吏”是當時人民最樸素的主觀願望。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客觀上與大陸風起雲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是接軌的。

“前進！為著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不久，台灣民主聯盟在一份《告台灣同胞書》中指出：‘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張鈞凱説，“這顯然反映事件參與者意識到，自身的解放必須與大陸同胞聯結為一場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針對“台獨”勢力將“二·二八”曲解為省籍矛盾衝突，張鈞凱反駁提出，諸多史料清楚地證明了當時省內外進步力量的彼此聲援與相互合作。“事件隨即引起大陸各界普遍關注，中國學生聯合會１９４７年８月發表的《學聯告台灣同學書》明言‘全中國人民正和你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戰鬥’，並鼓舞台灣青年：‘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為著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他説。

“由此可見，當時兩岸人民都為著‘新中國’與‘新台灣’而鬥爭著。”張鈞凱説，１９４６年之後台灣發生的幾場學生運動呼應了當時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例如１９４７年１月台北學生組織的聲援沈崇、反對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萬餘人的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

張鈞凱還指出，許多“二·二八”親歷者在回憶文章中都提到，事件中雖有少數鬧事者，但更多的是本省與外省民眾相互保護，結下了終生難忘的情誼。還有許多外省記者與知識分子在事件發生後，不斷將事件真相傳回大陸。

省思“二·二八”，“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不斷深入的“補課”，使張鈞凱理解了“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澄清當時的實際情況，事件性質就清晰了。首先，在內戰態勢壓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復後的台灣也無法置身事外；其次，不應將省籍或地區差異的表像無限擴大，將外省與本省視為絕對衝突的兩種群體，而取消或混淆當權者與受支配者之間的階級關係以及由此衍生的主要矛盾。”他説，“‘二·二八’參與群眾的目標是針對貪官污吏，並非今天一些人所説的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衝突。”

“將‘二·二八’曲解為‘台獨起源’的説法，顯然不符合事實。上世紀５０年代，國民黨執政當局在島內對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進步青年進行肅清與鎮壓。許多經歷那段白色恐怖歲月的受難者都指證，‘二·二八’事件使當時的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望于紅色祖國’。”張鈞凱説。

作為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張鈞凱嘗試以歷史的縱深與世界格局的寬廣視角省思“二·二八”。“看待７０年前作為民族悲劇的‘二·二八’事件，我們應該掌握其主線，回到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與世界格局的視野中看待，才能以‘溫情與敬意’去理解這一事件的複雜面貌，破除反共意識形態和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兩種史觀的圈套。”他説。

“７０年後重新省思‘二·二八’，是希望在厘清事件前因後果與性質的基礎上，發現事件對於當下的現實意義，借用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先生的話——我們要‘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探索出路。”他説，“如何弭平長期的歷史斷裂與民族分裂帶來的傷痛？‘二·二八’事件７０週年之際，是兩岸人民誠懇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新華社台北／北京電 記者劉歡、吳濟海、陳鍵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