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被控“妨害公務刑事案”，台北地方法院做出被告完全無罪的判決，社會普遍感到訝異與高度質疑。台灣《中國時報》10日發表社論質疑，台灣地區檢方會不會服從法院判決，台灣地區“司法”是否真的是接受政治指揮，台灣地方法院將“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引入此案，開此先例，對日後台灣地區社會治安會起到怎樣的影響？

評論摘編如下：

太陽花運動被控“妨害公務刑事案”，台北地方法院做出被告完全無罪的判決，社會普遍感到訝異與高度質疑。此案的起因，是有為數不少的民眾因為不同意台灣“立法院”處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程式及結果，以集體行動排除警察的阻攔，闖入議場、佔據議場，癱瘓“立法院”數十日，成為世界矚目的奇觀，後來又強行闖入臺當局“行政院”，恣意不肯離去，當局動用警力驅離，始告終結。如此一場影響重大到改變了台灣地區政局的政治群眾運動，在“法律”上如何評價，絕不只是涉案者所關切的問題，而是涉及台灣地區法治精神的重大問題社會。

現在初審法院做出了“法律”見解引發高度質疑的判決，我們要問的是，檢方會不會上訴呢？

首先，本案是一個法理爭執遠大於事實爭執的案件。任何人閱讀地方法院的判決，都會發現本案一個關鍵問題是：闖入台灣地區“立法院”與臺當局“行政院”的被告，是否能夠成立“無故侵入建築物罪”的罪名，“無故”二字如何詮釋？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地院合議庭在判決書中，使用了“公民不服從”的概念解釋被告闖入“議會”與臺當局“行政院”，不是“無故”侵入建築物。

法院將純屬學説上的“公民不服從”理論，作為侵入建築物正當的理由，這是從未在任何“司法”先例中出現過的、標新立異的“法律”見解，實在啟人疑竇。法院在判決書中提出了關於“公民不服從”的七個認定標準，問題是這樣的七個標準，為什麼就足以讓“公民不服從”成為本案阻卻犯罪成立的理由？即使以為“公民不服從”是個相關的概念，那麼，有沒有其他的要件存在呢？譬如“公民不服從”的主張者都同意，“公民不服從”必須是和平的，但是不服從的標準型態應該是不作為，不作為也才會是標準的和平行為態樣；像是群眾集體硬行闖入臺當局“機關”的“作為”行動態樣，難道也能算是和平的“公民不服從”嗎？

對於檢方而言，地方法院採納“公民不服從”理論來解釋什麼不是、什麼才是“無故侵入”，以後凡是不滿意台灣地區“立法院”議事、感到已無其他方法改變而必須闖入“立法院”自力救濟，才能阻止臺當局行動的人們，都可以如法炮製嗎？檢方願意將這樣一個版本的“公民不服從”理論，從此奉為圭臬嗎？

如果以上各項問題，檢方的答案都是“俯首稱是”，那自然就是不上訴；否則，檢方就應該針對此一“法律”問題提起上訴，別無其他選擇！

同樣重要的是，用“公民不服從”的方法表達公共意見，在場所上有沒有不同的選擇呢？譬如説可以闖入“總統府”或是“總統官邸”嗎？可以闖入“軍營”嗎？可以闖入飛機場中的跑道嗎？要提出“公民不服從”的抗議，為什麼不能在可供公共集會的廣場、公園或是街道上表達呢？廣場、公園或是街道不都是當局有義務提供民眾表達意見的適當場所嗎？為什麼一定要闖入供“議會”議事的議場或是供辦公使用的建築物呢？闖入“立法院”之後，不論是否因為得到了“議長”的同意而得以繼續停留，又有什麼正當理由要闖入臺當局“行政院”的辦公室與建築物呢？這些都是法院判決中沒有交代、卻都是足以改變判決結果的重要問題，檢方難道沒有任何可以支持上訴的“法律”疑問或是異見（不同的觀點）可以提出嗎？

檢方更該思考的一個道理是，“太陽花案”涉及因為“太陽花運動”而當選的現任“立法委員”，無罪判決頗能印證“立委”落選被關、當選過關的社會想像；輿情也很快出現法院是在政黨輪替之後，偵測政治風向以迎合併討好當局的觀察與評價。這是對“司法”缺乏信任而足以影響“司法”公信的一種社會觀感。接下來同樣的問題則是，檢方會不會揣測上意、甚至接受行政指令而決定不上訴了呢？檢方人員向來以獨立行事的“司法官”自許自居，本案出現這樣罕見而又在“法律”見解上引起極大爭議的判決，對於臺當局“行政部門”、特別是日後警方執法的取捨，更是具有重大指標意義的議題，檢方如果竟然真是放棄上訴，恐怕就更要坐實“司法”其實還是接受政治指揮的社會確信了。

“太陽花運動”所引起的司法案件，極富政治性而動見觀瞻。在這麼重大的案件中，法院竟然運用一種沒有實證法基礎的學説，形成足令全社會跌破眼鏡的判決結果，也許很有“司法”擔當，但也因為太不尋常而絕難避免政治判決的疑慮。一向對於無罪判決不肯甘服的檢方，如果放棄上訴，那將會完全摧毀台灣地區“檢察系統”可以獨立於政治運作的“司法”想像。此事會不會就如此這般地發展，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