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專家呂耀東（新華網 薛天依 攝）

冷戰後中日關係中台灣問題日益複雜化，日臺關係有發生實質性提升的趨向。中國對日方屢屢允許台灣政要訪日進行了嚴正交涉。從中日關係大局出發，江澤民主席訪日時發表的《中日聯合宣言》，強調了中方關於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福田康夫首相訪華時亦發表對臺“四不”承諾。但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並無改觀，尤其是自民黨再次執政後更利用台灣島內變局，加大日臺間關係實質性提升力度，使得中日關係呈現出更為敏感的脆弱性和複雜性特點。日本親臺勢力始終企圖改變日本政府在復交以來關於“一個中國”的協議、承諾，且仍在不斷擴大事態。為了儘量減少台灣問題對中日關係造成的消極影響，中國政府依據中日雙邊政治文件不斷告誡日方。日臺關係的不斷提升，正嚴重侵蝕和破壞著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政治基礎，必須予以嚴重關注。

呂耀東在文章中指出，中日關係是國際社會極為複雜的雙邊關係之一。在中日關係間的諸多問題中，台灣問題是涉及中國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台灣問題本是中國內戰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完全屬於中國內政範疇。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相關規定，台灣問題涉及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僅僅是一種民間關係，是隸屬於中日雙邊關係的一種對外交流形式。

台灣問題涉及中日兩國的歷史、戰略佈局以及地緣衝突，更關係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基於歷史、地緣政治因素，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含有更大的現實利益考量。特別是，日本自冷戰後，基於北方安全壓力的消失，重拾對台灣殖民歷史的記憶，強調經由台灣的海上通道是“生命線”“利益線”，實則日本很不願意看到中國的統一和強大。於是，它便企圖利用發展日臺關係來牽制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中的特殊性，使之成為中日關係中高度敏感的突出問題日益顯現出來。

一、在作為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之一的台灣問題上，冷戰後中日一再衝突，責任在日方，台灣政要訪日問題引人注目

1994年日本允許入境的徐立德是台灣當局的現職政要“行政院副院長”，赴日目的不是體育，而是政治，企圖使日臺關係“半官方”化乃至“官方”化；2001年日本允許入境的李登輝是台灣的前領導人，是“台獨”勢力的總後臺，赴日目的顯然不是“治病”，而是分裂中國。日本政府一再允許台灣政要入境，目的只有一個：改變日臺關係的民間性質、縱容“台獨”勢力。在這兩個事件的衝擊下，中日關係倒退，責任完全在日方。

二、冷戰後日臺關係不斷提升，嚴重影響了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且日方仍在擴大事態

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外交上，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日本感到其在亞洲的地位受到嚴峻挑戰，致使中日關係出現明顯的倒退。在日本的“中國威脅論”看來，如果中國國力的提升太快，就會削弱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對其走向政治大國構成威脅。因此，發展日臺關係，成為日本對華遏制戰略中的重要一環。結果，日本通過不斷提高日臺交往層次，既強化對臺政治影響力，又用“台灣牌”來牽制中國，未來染指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不斷增大。其二，軍事上，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掣肘中國的企圖始終沒有放棄。日本《防衛白皮書》中曾指出，“中臺間的軍事平衡正朝有利於中國的一方傾斜。”“中國正在著手獲得台灣問題以外的任務執行能力。對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影響值得擔憂。”日本防衛省曾宣稱，將重新設定日本最西端沖繩縣與那國島周邊的防空識別區，將穿過該島上空的防空識別區擴大到周邊靠近台灣一側的海面上。日方這些涉臺言行，表明瞭其對兩岸問題的真實想法。其三，這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不健康使然。近年來，日本學界對兩岸關係的解決主要持三種觀點：（1）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解決，即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2）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這是多數日本學者所持的觀點。（3）傾向於台灣的獨立建國。這突出表現在某些右翼學者的言論中。當然，也有個別日本學者告誡日本政府最好不要介入中國的兩岸關係。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政要頻繁訪台，極力提升日臺關係。特別是日本政壇有“台灣情結”的“台灣幫”增大對日本政府對臺政策的影響力度，千方百計地為臺海兩岸的統一設置障礙。譬如，前任日本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就兩岸關係拿出“民主毒藥”：是統還是獨，應該充分尊重台灣的民意，而不是隨執政黨的意願而定。

三、事實表明，在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眾多因素中，台灣問題成為當今中日關係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之一

從2006年、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第三、第四次“中日輿論調查”的結果看，對於日本對中國實現和平統一會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選擇“反對”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別佔被調查者總數的35.7%和33.1%。認為“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分別佔被調查者總數的27.2%和29.0%。從以上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對於日本一些關於台灣的錯誤言論，中國民眾時刻予以高度警惕和關注。譬如，日本防衛省智庫“防衛研究所”發佈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7年）》指出，台灣是連接東海、南海、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衝，其“戰略重要性”將會上升，並稱“如果台灣對自衛不投入力量，中國的行動也可能進一步擴展”。日本有學者稱：“台灣的歸宿對東亞和整個西太平洋都會産生重大影響。”這番話道出了不少日本政壇人物的“憂慮”，也是日本提升對臺實質性關係的根本原因。這些言行已經成為干擾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

四、為了儘量減少台灣問題對中日關係造成的消極影響，中國政府依據中日雙邊政治文件不斷告誡日方

中國政府一再與日本政府交涉，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雙邊文件中：一是1998年發表的《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二是2008年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兩個文件的地位很高：（1）都是中國國家元首訪日時發表的，規格高。不僅如此，中國只有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位主席作為國家元首訪問過日本。（2）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的歷史地位很高：是繼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後，指導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三個和第四個重要文件。（3）從文字上看，這兩個文件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不同：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的內容只見於1998年的文件。但是，鋻於2008年的文件確認繼續恪守1998年的文件的各項原則並重申1998年的文件構成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可以認為，這個相異之處實際上並不存在。這表明，在冷戰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上，如何繼續保持日臺關係的民間性質的問題突出了。兩者的相同之處可概括為：日方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就台灣問題表明的立場至今未變，今後也將繼續予以遵守和堅持。

五、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不會輕易改變日中復交時的承諾，但日本親臺勢力始終企圖改變日中復交以來關於“一個中國”的協議、承諾及歷史延續性

日本親臺勢力認為：“若僅把日臺關係獨立出來看，則‘中國’對於日臺關係的維繫與發展，常常成為阻礙的要因。”“台灣與日本雙方關係的難處，在於‘中國’總夾纏其中。”正如這些人在2016年5月20日台灣島內變局後所言：“蔡英文新政權下的日臺關係，將非常可能比過往都來得安定，且將更容易謀求雙方關係的深化。”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正如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會見日本眾議院議院運營委員長逢澤一郎時所指出的那樣：從兩國關係發展的歷程看，最核心的是歷史和台灣問題。這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總之，冷戰後的歷史事實表明，中日關係要順利發展，就必須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習近平指出，在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的台灣等重大問題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絲倒退。只有這樣，中日關係才能不偏離軌道，不放慢速度。日本政府如果在台灣問題上言行不一，且無視歷史責任及承諾，勢必給中日關係及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造成嚴重不利影響。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呂耀東 本文轉自《日本學刊》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