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製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經濟奇跡。

 

人們試圖破解中國經濟密碼的同時，另一個堪稱“奇跡”的現象引起極大關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轉型之際，社會也保持了長期總體穩定。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曾提出“現代化孕育穩定，現代化過程同時引發非穩定”理論。作為社會經濟快速轉型的國家，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中國，又如何實現了發展與穩定的協調互動呢？

 

做大蛋糕，發展是硬道理

 

“經濟發展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巴西裏約熱內盧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系主任毛裏西奧·桑托羅説，“人民的物質需求、福利要求在增加，需要更好的受教育機會和就業，中國持續發展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

 

中國共産黨始終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築牢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的物質基礎。

 

過去５年，雖面臨世界經濟下行壓力，中國仍以超過１０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實現了中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平均貢獻率達到３０％左右，超過美國、歐元區、日本貢獻率總和。

 

中國共産黨審時度勢，以新發展理念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在新常態引領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未來發展謀篇佈局。

 

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經濟滑坡對政府財政支付能力、公共産品服務等造成嚴重影響，民眾福利水準下降引發的不滿情緒導致民粹盛行、亂象叢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境下執政集團不能有效回應民眾的利益訴求，導致社會利益衝突尖銳化。

 

“反觀中國，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相伴而行。”意大利資深國際問題專家吉安卡洛·帕納雷拉這樣評價。

 

分好蛋糕，民生是關鍵

 

快速工業化令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結構分化和利益衝突加劇，有專家認為，經濟發展不會必然帶來社會穩定，關鍵在於發展成果能否為社會多數成員所共享。

 

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一些拉美國家雖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卻忽視社會公正，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尖銳，加之債務危機等因素影響，逐步陷入經濟停滯、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的惡性循環。

 

埃及開羅大學亞洲問題專家努爾汗·謝赫認為，一些國家在經濟快速轉型中因政策失當導致少數人暴富而廣大普通民眾利益受損。他説：“中國共産黨遵循以人民為中心和循序漸進的改革方針，確保社會發展成果為人民所共享，不被少數利益集團或強力階層所獨佔。”

 

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發展經濟時，中國共産黨“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

 

最新數據顯示了中國共産黨回應人民訴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７．４％，城鎮新增就業連續４年保持在１３００萬人以上，農村貧困人口年均減少近１４００萬人。

 

桑托羅認為，中國在保證教育、醫療等關鍵公共福利方面政策得力，讓人民從變革中受益，不同地區或階層雖有先富後富，但全國人民基本生活品質得到普遍提高，沒有形成緊張的社會階級分化。

 

一個強有力的執政黨

 

“美國、歐洲以及亞洲一些國家出現社會經濟問題，並不是説這些國家不知道問題在哪以及如何解決，而是缺乏一個政治主體，沒有一個有效政府。”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説。

 

亨廷頓曾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會是一個充滿動蕩和激烈衝突的過程，一個具有現代化取向的政治組織則是推進現代化進程又保持其過程穩定的關鍵力量。

 

諸多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係，兩者協調互動的關鍵要素是一個強有力而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執政集團。

 

分析人士指出，歐美一些國家之所以出現社會動蕩，如“茶黨運動”“佔領華爾街”“佔領倫敦”等，主因是選票政治下，西方執政黨受限于黨派利益或少數利益團體利益，無法在協調社會利益過程中做到公平公正。

 

反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社會轉型，社會結構和利益訴求多元，中國共産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定位使其能夠更有效地協調各方利益、找到凝聚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美國知名學者帕斯誇裏·帕斯奎諾曾評論道：從政治理想到政治運行實踐，中國共産黨都體現出力求包容中國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利益的雄心。

 

近年來中國在減貧、反腐方面取得巨大成績，鄭永年指出，之所以能做到這些，不僅是因為中國經濟基礎好，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産黨這一“執政支柱”的存在。（參與記者：王星橋、趙焱、陳威華、王麗麗、鄭凱倫、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