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台獨外交”失敗之我見
今年是兩岸開啟交流30週年。近30年來，台灣“獨派”和綠營政客在多數時間把持了台灣的朝政。李登輝、陳水扁和蔡英文三人有著共同的突破一中框架和讓台灣“獨立自主”走向世界的終極目標，卻因政治性格差異而採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路徑。老謀深算的李登輝戒急用忍、以退為進的“務實外交”為後任者鋪設了基本框架；律師出身的陳水扁則是精算和冒險有餘而政治格局不足，其“烽火外交”最終落得天怒人怨的結局；而同時繼承了李的戰略思維、扁的律師性格的蔡英文，則在前者經驗教訓基礎上，以更為模糊、隱忍、陰柔的方式，和更加系統、長遠的思維推行其“柔性台獨外交”。
總體而言，30年來台灣“外交政策”的主流都是以爭取“國際生存空間”之名，在國際上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勢必受到大陸的堅決反擊，且世界多數國家奉行一中政策，極大地限制了台灣的“外交空間”，也決定了其必然失敗的命運。
李登輝時期：以退為進的“務實外交”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會員席位，聯大2758號決議確立了一中框架在國際上的規範地位後，台灣的“國際參與”因失去合法性而舉步維艱。1989年後，李登輝一改兩蔣時期“漢賊不兩立”政策，推行“務實外交”。
“務實外交”與蔣經國末期“彈性外交”的根本分野是不再堅持對中國的代表權，而是凸顯“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目標。李任內積極開展“過境外交”、“度假外交”、“觀禮外交”，先後30余次“出訪”；每年邀請“邦交國”在聯大發言、提案，鼓吹“中華民國返聯”，謀求與大陸“並存”。1995年，李用重金打通美國國會和總統克林頓的關節，實現以台灣地區領導人身份“訪美”，引發1995-1999年的兩次臺海危機。
李登輝的做法為後續台灣領導人爭取“國際空間”設定了模板，在扁、馬、蔡三朝得到不斷的重復和演繹。
陳水扁時期：引火自焚的“烽火外交”
2000年5月，民進黨首次執政。2002年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後，“務實外交”升級為“全民外交”，意圖在台灣無法突破一中框架和與大陸正面衝突的情況下，轉守為攻，在國際社會打遊擊戰和爭取空間，也被稱為“烽火外交”。
陳水扁將“烽火外交”視為製造“國際能見度”、凸顯台灣“事實存在”和釋放“台獨成就感”的機會，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國際組織”，或者以“技術層面因素”謀求參與WHO、WHA等以政府為成員的專業性國際組織；通過重金收買、經濟援助挖大陸“墻腳”；在一些“非邦交國”收買“親臺”勢力，造成這些國家對華政策的內部不一致。
但島內各界逐漸發現，“烽火外交”造成兩岸關係惡化、統“獨”對立和族群矛盾激化，“拼外交”補“政績”的效用越來越差。事實上，儘管扁斥鉅資“固邦”，但其任內台灣丟掉9個“邦交國”，總數降至23個，證明“烽火外交”已經實質破功。
更讓陳水扁始料未及的是，“烽火外交”招致美國猜忌。曾稱要“武力協防台灣”的小布什因扁不斷挑動“入聯公投”、“正名制憲”而視其為“麻煩製造者”，直接導致美臺關係惡化。最終，在台灣2008年“大選”時，美國選擇支持“親中”的馬英九。而正是馬推行的“活路外交”，較成功地讓台灣在大國博弈間找到了均衡，為台灣實現正常、合理的對外交往和“國際參與”的可行路徑進行了一次有益但短暫的探索。
蔡英文時期：所謂“踏實外交”不踏實
2016年5月，口稱“維持現狀”的蔡英文上臺執政，作為李登輝的忠實門徒和陳水扁的下屬，蔡既不放棄“活路外交”的政治遺産，又要借鑒李、扁經驗教訓，尋找一條能夠更有效、更可持續的讓台灣“走出去”“柔性台獨”的道路。
因此，蔡英文一方面延續了其回避和否認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的態度，設定了“親美日，遠大陸”的“外交”原則；一方面又刻意模糊兩岸立場，以及減少“點火”和壓抑“獨派”衝動，表現其“不挑釁、無意外、可預測”的“踏實外交”取向。
蔡當局“中華民國是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論述，為“柔性台獨”提出了可見的初階目標，使其不必主動“點火”，而可專注于發展與主要國家的“實質關係”。蔡當局還將“踏實外交”整合到其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柔性台獨”系統工程中，並且更加強調“人的層次”，例如，蔡的“新南向”雖然與李扁“南向”做法相似，都包括將臺商台資從大陸導引向東南亞，但蔡當局還表現出加深與東南亞國家社會、人文和種族連結的野心。蔡當局以單邊免簽等政策吸引“南向”外勞、留學生和外配，推廣島內東南亞“母語”教學，強調台灣屬於“南島語族文化圈”等手段，推動台灣與“南向”國家進行深度的社會民族融合，最終謀求更改島內的“國族認同”，創造出基於“多元文明”而與漢族文化無關的“台灣種族”，為其“柔性台獨”搭積木。因此，雖然“新南向”如李扁時期一樣在政治和經濟上磕磕絆絆，卻有不容小覷的潛在影響。
在此基礎上，蔡當局初步實現了增進與主要大國的“實質關係”的進展。
首先，臺美關係暗流涌動、虛中求實。在中美元首會晤、臺巴“斷交”等事件刺激下，不甘被動等待的蔡當局主動出擊，提出“臺美關係新架構”，並通過重金“公關”，一方面打通特朗普本人的關節，實現“川蔡通話”等政治“揩油”，另一方面收買“親臺反華”勢力，如國會“台灣連線”向特朗普施壓以影響其決策。國會先後提出包含“親臺”條款的《國防授權法案》、“台灣旅行法案”和“台灣安全法案”，並加速了特朗普任內首次對臺軍售，還促成薛瑞福等“親臺派”進入美國涉臺部門。
值得關注的是，在中美關係通過元首會晤重回正軌之後，臺美尚可借助“一中政策模糊性”謀求升級“實質關係”，在充滿多種可能性的未來，“台灣牌”將能超越短線要價，在更廣的維度上為美國提供更多地緣政治可能。美臺雙方皆有讓台灣成為美西太平洋橋頭堡的戰略默契，美國有意將台灣整合到美國的東北亞安全棋局和印太戰略之中，構建以反導體系、情報共享為核心的“美日韓台東亞小北約”，並將台灣整合到美國軍工産業鏈中，深化雙方的“軍事準同盟”合作水準；在經濟社會層面，除了加速雙邊經貿談判，美國還試圖通過賦予台灣“快速通關”等優待，以軟硬兩手瓦解台灣的自主性，最終讓台灣淪為美國的政治附庸。
在大陸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願景之時，美國也對台灣有自己的終極政治想像。對此，蔡當局則表現出強烈的“挾洋自重”和依賴美國“以武拒統”意願。
其次，臺日關係醞釀實質提升，合謀色彩強烈。當前的臺、日當局均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假想敵，對內均需轉嫁執政矛盾，其地緣政治路線有廣泛交集，雙方在升級臺日關係上展現高度的合謀色彩。例如，日本現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公開訪台、日臺對駐的窗口單位相應更名，都是試圖突破“七二體制”，構築臺日高層互信；公開謀求“美日安保體系”實質覆蓋台灣，以及展開軍事對話和情報共享；經濟上不但通過日本農産品輸臺解禁和地方經濟交流升級，謀求“互惠互補”，還分進合擊開發東南亞，推動多邊經濟整合以對抗“一帶一路”；此外，“獨派”與日“親臺派”還以民間交流為掩護公開勾連，塑造“反華價值同盟”。
不過，雖然臺日關係的調整兼具“柔性”、“剛性”和“韌性”，但地緣政治規定性仍是臺日關係的閾值所在。一方面，中日弈局是長期、複雜的鬥爭，另一方面，美國仍是臺日關係幕後執棋者。美日的對華戰略定位和打“台灣牌”的力度並不一致，特朗普更多視台灣為籌碼，自居“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國也不允許有獨立於美戰略利益和“管控”範圍之外的臺日關係。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説諸如安倍這樣一個區域大國的領袖，尚無法完全自主主導對外關係，甚至於貴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本人，其地緣政治政策也要根據外部形勢、大國互動和國家利益做動態修正——近期特朗普訪華即再次説明瞭這一點——居於蕞爾小島上的蔡英文，又何以能有如此“宏圖大願、深謀遠慮”，敢於將2300萬人的命運押寶在其“台獨外交”的死亡列車上呢？
我以為，蔡當局所奉行的“踏實外交”其實並不踏實。蔡當局有如下致命的誤區：
其一，雖然蔡英文看似從前任處吸取了經驗教訓，策略上更為務實、漸進和系統，但其“謀獨”的根性和對抗的思維沒有改變。李登輝和陳水扁路線的謬誤與失敗，並不僅僅是由於其策略和節奏上的失誤，而是如陳水扁所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是由於“台獨”分裂活動本身是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浪潮與根本利益，逆兩岸人民歷史記憶、民族情感和共同命運、逆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既有事實、規範安排和區域穩定，除了符合少數極端分離主義分子的原教旨，損害的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利益，同樣不符合任何域外國家的利益。換言之，“台獨外交”之敗是由於其目標，而不是路徑本身。
其二，蔡英文的“柔性台獨外交”其實無異於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的火中取栗之舉。蔡偏執的截取看似對其“有利”的片面因素，卻忽略了兩岸關係最大的決定性變數，即中國大陸的統一意志和軟硬實力與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語且與日俱增，而台灣則在黨爭與內耗帶來的斷崖式下墜和螺旋式下跌中徘徊，兩岸實力對比不可逆轉的此消彼長決定了兩岸關係主導權的歸屬。大陸不但從未動搖統一意志，統一的能力和手段也在不斷豐富。中共十九大後，大陸將繼續沿著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路徑推進和平統一歷史進程，而蔡當局仍回應以消極回避對抗思維。近日，台灣《聯合報》2017年“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島內民意出現了傾統立場回升、對大陸官方與民眾的印象趨正面、青年赴陸就業求學的意願增加，以及對蔡當局兩岸政策不滿上升的重大轉折。可見，在越發自信、張開懷抱的大陸和渲染仇恨、謀求分裂的民進黨之間，台灣的民心認同歸於何處，民眾如何用腳投票，兩岸中國人又將如何書寫這段歷史，並不因島內“獨派”的一廂情願而轉移。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匡宇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