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台灣兩位記者衝破台灣當局禁令到大陸採訪，同年台灣老兵“登陸”探親，兩起事件在兩岸關係互動史上具有高度的突破性指標意義。一是首開了兩岸自1949年隔絕以來，台灣媒體赴陸採訪的先例，另外則是從整體上打破了兩岸長達38年的隔絕狀態，為兩岸人員往來以及後續兩岸在經濟文化等諸多面向的交流與合作開啟了良好開端。如今30年過去了，回顧兩岸開放交流30年來的這段不平凡歷程，個中呈現出何種特徵，其影響因素幾何？兩岸交流有什麼經驗值得借鑒？展望未來的兩岸交流與互動又有什麼樣的發展態勢？

 

一、兩岸30年交流互動顯現五大顯著特徵：

 

縱觀兩岸開放交流30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在總體上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徵：

 

首先，交流層次不斷提升，從民間上升至官方。在兩岸交流互動的這30年裏，由於受臺海局勢及兩岸關係的深層影響，兩岸間的交流經歷了一個從民間往來逐步上升到官方互動的發展歷程。

 

一方面，“民間驅動，官方因勢利導”成為早期兩岸互動的突出特點。以1987年11月，台灣當局有限度地開放老兵返鄉探親為例，其背後台灣民眾尤其是老兵及相關團體的推動，對當時的台灣當局構成了不小的壓力。在這股由民間形成的強大驅動力的影響之下，台灣當局調整了相關政策，准許台灣民眾“登陸”。而大陸則樂觀其成，積極配合，“保證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讓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最終落地與成行。而後，臺商大舉“西進”，在大陸投資興業，掀起了投資熱潮，對於當時大陸的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大陸則為臺商在大陸發展提供了各種政策支持，營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在兩岸交流的早期，在類似上述民間行為驅動之下，高層因勢利導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産生了正面助益。

 

另一方面，隨著臺海局勢的逐步演化，“高層積極作為，推動兩岸深層交流”的階段特徵逐漸得到了凸顯。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兩岸雙方先後成立兩岸兩會，建立溝通管道，不斷累積互信，並達成作為兩岸互動共同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儘管後續互動幾經波折，然而兩岸高層的積極作為對於推動兩岸雙方各個層級的交流産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方面的正面效益，在2008年國民黨上臺後，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兩岸雙方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兩岸兩會中斷9年的制度化協商機制，至2015年共進行了11次會談，簽署了有利於兩岸關係諸多領域發展的23項協議。期間，兩岸先後推動全面三通、陸客赴臺組團及個人遊等等，兩岸在經濟、文化和宗教等多個領域交流與合作均得到大幅推進。而在兩岸互信不斷累積與夯實的基礎上，兩岸雙方的互動層級不斷提升。比如，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的突破性互動及互訪，兩岸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等等。兩岸開放交流30年以來，兩岸雙方互動的層次歷經了從民間到官方的演變過程。

 

其次，交流主體加強互動化，從單向演化為雙向。在兩岸開放交流30年裏，互動的角色主體從台灣方面的單向交流，逐步演化為兩岸雙方間互動的強化。以兩岸新聞交流為例，1987年9月台灣《自立晚報》兩位記者首次到大陸採訪，到1991年8月新華社及中新社記者因“閩獅漁事件”赴臺採訪，兩岸新聞交流雙向交流由此展開，後續兩岸互派駐點記者，以及相關機制的常態化等等，雙方在新聞方面交流的互動化得到了加強。再比如，從1987年開啟的台灣民眾“登陸潮”，到2008年及2011年大陸先後開放赴臺團體遊及個人深度遊，兩岸在人員大規模往來方面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雙向交流。與此同時，從早期臺商到大陸投資興業，再到陸企、陸資赴臺投資合作等等，兩岸在諸多領域的雙向互動不斷得到加強。

 

再次，交流形式不斷機制化，從非正式過渡為正式。比如兩岸兩會從早期為特定議題或事件展開互動，到後續逐步建立常態化的協商談判機制；國臺辦與台灣方面陸委會在取得突破性互動並實現互訪後，穩步建立了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兩岸聯繫溝通協商機制由此得到大幅提升與進一步鞏固。另外，諸如兩岸的人員往來、新聞交流、經貿文化互動以及共同打擊犯罪等等領域，也經歷了類似的從非正式到較為正式並形成機制化的發展過程。

 

第四，交流廣度從點到面，不斷拓展。以通航為例，兩岸經歷了貨輪經第三地間接運送貨物，分階段開放通航到福建廈門港與台灣高雄港直接通航，再到福建沿海地區與台灣金門馬祖等地直接往來的“小三通”，兩岸民航臺商包機從首次對飛到首次端午包機，包機的班次及地點不斷擴大，以及兩岸海空運直航、直接通郵，實現全面三通的發展過程。另外再比如，在赴臺遊方面，不管是團體遊還是個人遊，都經歷了從沿海或重點城市先行試點，而後不斷擴大推廣的歷程。在30年交流過程中，兩岸互動的廣度由點到面逐步推進，不斷拓展。

 

最後，交流程度由淺入深，不斷深化。在兩岸各個領域與層面的交流互動中，有如黨際、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交流的程度均歷經了漸次深化的發展過程，儘管在特定階段與時期，也曾遭遇阻礙乃至出現倒退現象，但總體而言，互動的程度不斷由淺入深，由表及裏。這對於兩岸各個層次的交流與互動，對於不斷增進兩岸民眾的相互了解、理解及認同均産生了正面的效益。

 

二、兩岸30年交流互動的影響因素交織

 

回顧兩岸開放交流30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其內外影響因子不少，既有正面積極的促進因素，也存在不容忽視的消極面向。

 

一方面，兩岸交流互動背後有幾大積極促進因素：

 

其一，共同政治基礎的確立與夯實。1992年，兩岸雙方達成的體現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互動共同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對於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兩岸交流的持續深化産生了根本性影響。正因為1992年“九二共識”的達成，才有1993年4月兩岸授權的民間團體兩岸兩會負責人的首次會談，亦即“汪辜會談”的登場，可以説“九二共識”奠定了兩岸兩會會談協商的政治基礎。缺乏這個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勢必陷入不確定狀態，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兩岸關係之所以遭遇挫折陷入混沌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導源於台灣方面不承認“九二共識”，而導致互動交流的共同政治基礎缺失。2008年，兩岸兩會恢複製度化的協商，以及後續兩岸形成熱絡交流互動局面，正是兩岸雙方再次確認和不斷夯實“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的結果。

 

其二，黨際互動持續展開與深化。在兩岸開放交流30年的過程中，黨際互動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2005年，台灣當局處於民進黨主導之下，當時兩岸關係陷入僵局，面臨崩盤的危機。在這一背景之下，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登陸參訪，“胡連會”成行，當時外界評論指出，這是60年來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的首次歷史性會面，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給當時的兩岸關係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在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會面中，雙方達成了“兩岸和平發展五大願景”，為兩岸關係發展注入了新的動能。而同年，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及新黨主席郁慕明也先後率團參訪大陸，兩岸黨際交流呈現熱絡狀態。後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達成的“和平願景”基礎上設立並連續舉辦，國共兩黨在這一平臺上加強互動與溝通對話，對於國民黨當政八年時期兩岸關係的熱絡發展，産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16年初，民進黨在台灣“大選”中勝出，並於同年5月上臺，兩岸關係再次面臨考驗，在新的時局之下，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轉型成為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持續推動和深化兩岸交流。

 

其三，民間交流互動往來持續推進。兩岸開放交流肇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老兵返鄉運動，後續臺商興起投資大陸熱，多年來各個領域的兩岸民間交流持續推進，2008年國民黨上臺後，更是得到大幅推動，並呈現不斷深化發展的態勢。不管兩岸關係處於熱絡互動，還是冷和對抗時期，民間交流的推動與發展，無疑成為了凝聚兩岸基層民眾向心力與認同感的紐帶。在30年兩岸交流過程中，在兩岸高階互動之外，兩岸民間和基層的互動其産生的正面效益，對於兩岸關係的正向發展同樣産生了難以量估的影響。

 

另一方面，影響阻礙兩岸交流互動的負面因素不容忽視：

 

其一，台灣政局演變對兩岸交流互動影響重大。在開放兩岸交流30年裏，台灣島內發生了幾次“政黨輪替”，不同色彩與立場的政黨上臺主政，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各個領域的交流與互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當認同兩岸共同政治基礎的政黨“執政”，並致力於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之時，兩岸間各個層次的互動往來便會得到發展與深化，而當不認同“九二共識”的政黨上臺，兩岸關係則會遭到破壞，乃至持續倒退惡化，兩岸交流互動也便受到了波及。在30年裏，在特定時間與節點，特定主導台灣政局的地區領導人其不負責任的言行也會對兩岸關係發展構成挑戰，比如李登輝拋出“兩國論”、陳水扁推出“一邊一國”論調以及蔡英文采取“柔性台獨”策略等等，均在較大程度上危及了兩岸關係。

 

其二，不友善政策與立場影響值得重視。上世紀90年代，當臺商紛紛登陸大陸投資之際，李登輝當局為了遏制這一浪潮，拋出了“戒急用忍”的口號，並推出相關政策進行阻擾，與此同時，推出鼓動臺商投資東南亞的“南向政策”進行牽制。而陳水扁及蔡英文主政後，也先後拋出類似政策來阻礙兩岸經濟交流。另外，台灣島內親綠媒體、綠營政客、深綠團體及個人他們採取敵視大陸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於兩岸交流的推進。親綠媒體營造“仇中反陸”的擬態環境，形塑深綠話語體系，而綠營政客及團體不斷對兩岸交流人為進行負面操作與設限，無疑將對兩岸關係造成特定程度的傷害。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正是在上述相關各方聯合操弄和影響下産生的結果，對於兩岸既定的經貿交流及兩岸關係發展帶來了負面的效應。

 

其三，突發事件對兩岸關係影響不容小覷。在兩岸交流互動30年裏，特定突發事件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值得重視。以陸客火燒車事件等事件為例，2016年7月，遼寧陸客團在台灣遭遇火燒車事件，20幾名大陸游客不幸罹難，民進黨當局的不負責任言行及善後措施，引發了大陸民眾極度反感。陸客赴臺遊大幅下降，原本脆弱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

 

三、兩岸交流互動既有經驗值得省思與借鑒

 

兩岸交流30年可謂風雨兼程，個中經歷不少曲折。然而，有些事件必須進行省思，有些原則與立場須要堅持，也有些經驗值得借鑒：

 

首先，共同政治基礎對兩岸關係發展影響十分重大。眾所週知，“九二共識”是兩岸進行互動的共同政治基礎，是兩岸關係保持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如果這個基礎缺失，那麼兩岸關係必將受到衝擊。縱觀1992年兩岸雙方達成“九二共識”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臺海之所以幾度進入不確定狀態，甚至陷入僵局，與兩岸共同政治基礎被削弱乃至遭到破壞有密切的關聯。因此，為了確保兩岸關係穩健和正向發展，兩岸雙方必須認同並不斷夯實這個共同政治基礎。在兩岸交流30週年的當下，臺海再次面臨新的僵局與困境，兩岸關係也倒退惡化，這與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作為兩岸互動共同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緊密關聯，顯然民進黨當局要負主要責任。

 

其二，突發事件既是危機也可成為交流的契機。在30年中，兩岸交流過程中遭遇的一些突發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了兩岸關係的穩健發展。然而，如果操作得當，兩岸雙方有心向好，特定突發事件反而在某種程度可能成為雙方交流的契機。以“閩獅漁事件”為例，大陸記者獲准入島採訪報道，拉開了兩岸新聞交流的序幕，使得之前的單向交流演化為雙向，在兩岸新聞交流史上具有一定的指標意義。另外，在兩岸發生了天災人禍中，雙方表達善意向對方伸出援手，進行人道救援。在一定程度上，可消除彼此的心防，進入彼此的心房，拉近雙方的心理距離。這些突發事件有如台灣的921大地震、八八水災，大陸的汶川地震等等，兩岸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攜手抗災，共同維護兩岸民眾的生命財産安全，對於兩岸關係發展顯然有著重要意義。

 

其三，民間持續熱絡互動影響深遠，可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成效。在兩岸關係面臨挑戰及陷入僵局之際，兩岸民間基層交流持續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兩岸官方“冷和對抗”産生的不良效應，對於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展，將産生難以估量的正面效益。這些民間基層交流不管是在經濟、社會、文化，還是在教育、宗教等領域，只要大力加以正確引導，並持之以恒不斷推進，勢必會逐漸顯現出其“溢出效應”。

 

四、兩岸交流互動未來發展趨勢展望

 

在兩岸開放交流30週年的當下，回顧過往展望未來，期許兩岸交流持續朝正向發展，而從當下的臺海時局來研判，未來的發展趨勢幾何呢？

 

其一，儘管“官冷民熱”在短期內或將成為新常態，但是兩岸民間交流互動將持續推進。由於民進黨當局上臺後，採取“親美日，遠大陸”的政策措施，抱持“兩岸零和思維”，不承認“九二共識”，在台灣島內繼續推動“去中國化”政策，採用或明或暗的“柔性台獨”策略，對於兩岸關係發展已造成了重大的衝擊，臺海在短期之內可能依舊會處於不確定狀態。然而，從2016年5月以來，兩岸的民間交流儘管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和影響，但依舊在持續在推動與展開，這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顯然是極其正面的。在如此情形之下，大陸及台灣島內關注兩岸關係正向發展的正面力量勢必會衝破種種阻擾，持續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將其所能發揮的效益最大化。

 

其二，大陸展現高度自信，兩岸融合發展將進一步推進。在當下的時局中，大陸的發展模式越發顯現出其優越性及先進性，對於推動大陸在各個領域和方面的競爭力産生了不小的驅動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大陸發展對台灣産生的“磁吸效應”也將越來越強勁，加之大陸不斷展現高度善意，以“兩岸一家親”為理念，不斷對台灣民眾尤其是台灣年輕人釋出各項政策利好，穩步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台灣民眾赴陸發展意願不斷創下新高。無疑，以大陸為主場的兩岸融合發展在接下來必然將進一步得到推進與拓展。

 

其三，“兩岸族”及青年群體將成為未來互動主體。在兩岸交流互動中，隨著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不斷推進，由兩岸交流産生的“兩岸族”勢必會不斷擴大，他們將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又一穩定力量，而其中台灣青年不斷登陸學習、生活、就業和創業，兩岸青年群體互動往來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與深化，將會在很大程度上不斷擴溢這一正面效應。而作為未來兩岸社會的中堅，兩岸青年群體也將成為將來兩岸交流與互動的主要群體。（楊昆福，作者係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