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求職者在招聘會現場了解招聘信息。當日，由福州台灣創業創新創客基地委員會主辦，福州市臺胞投資企業協會協辦的“首屆福州台灣創業創新創客基地大專院校人才招聘會”在福州馬尾舉行，

47家入駐基地的台資或陸臺合資企業，拋出了包括産品美編、動畫設計、電子商務、産品行銷、食品調製、機械設計、産品臨床醫學在內的22類崗位，吸引了眾多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前來應聘。

張斌 攝

 

台灣姑娘廖子瑄的到來讓所有人頗感意外。那是2015年11月，她背著一隻雙肩包，推開了上海金山區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的門。

 

那時候創業基地還沒正式運營，僅僅是舉辦了一場新聞發佈會而已，連手機地圖都還沒收錄這個基地所在的地理位置。誰都不知道這個台灣姑娘是怎麼找上門來的。當時，基地領導正在市區辦事，聽到這個消息，打了個車回來，專門接待第一個主動上門的客人。

 

“起風了”

 

25歲的廖子瑄在台北苦苦經營一間農産品小店。台灣市場對有機農産品的需求小，價格上又打不過東南亞進口産品。有好幾次，火龍果滯銷，果農們接二連三地給她打電話，苦苦追問，我們的火龍果甜度高，水分好，為什麼人們還是吃越南火龍果呢。她也給不出答案。

 

這種情形讓她想起小時候。她是臺商二代，童年時期，家裏曾經營過一家體育用品貿易公司。每年，她都跟隨家人去東南亞參加亞洲區域的行業展會。一開始，展廳全被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地區的參展商所壟斷，大陸來的參展商只有零星的展位。慢慢的，局面扭轉了。大陸廠商的展位從一個兩個到三個四個，直到佔領大半個展館。那時的她，就像這些賣不掉火龍果的農民一樣，怎麼也想不通。

 

焦慮的時候，她喜歡抱著手機，緊盯每一條創業資訊，期望從中找到點什麼，可以改變自己目前艱難的處境。當刷到那則上海市金山區創業基地落成的消息時，一種不妨試試的念頭忽然蹦出腦中，在一切未知的情況下，訂了飛上海的機票。她性格中有一種説走就走的果敢，“我朋友都説只有我才能幹出這種事”。

 

唯綸是在一年後來大陸的。2016年6月，43歲的台灣人唯綸離開台北，獨自空降到東莞，開始創業之路。

 

她來是為了推廣一種能治理汽車尾氣的石油清潔劑。

 

在台灣，唯綸的長兄是此項專利的持有者，也負責生産，她跑銷售。三四年的時間，全台灣已經有一千三百多輛汽車使用這種減排清潔劑，但市面上還有其它類型的清潔裝置同在，競爭格局難以突破。

 

“但如果不是雙創，可能真的不會來”，種種利好通過媒體傳到台灣，她感到有點不可置信。同時，在大陸，每年新增燃油車數量在2000萬左右。她和哥哥一商量，篤定這裡才是一片更廣闊的藍海。

 

很快，唯綸住進松山湖台灣高科技園區配備的創業宿舍——一套兩室兩廳的公寓，裝有空調、冰箱、熱水器，房租為零，水電月開銷在200元左右。她喜歡這個住處，乾淨方便，周圍聚集著一幫熱氣騰騰的創業者，門口小賣部的老闆娘認定她是第一位台灣朋友，請她品嘗自己煲的雞湯，生病時送藥給她吃。

 

專為支持台灣創業者而設的創業孵化器遍佈全國多個城市，以上海、東莞和昆山居多，很大一部分是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簡稱“雙創”)的熱浪而落地的，其中既包括各地臺辦掛牌成立的服務機構，也有大型臺企自發搭建的公益性平臺。

 

根據國臺辦發佈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大陸共有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53家，入駐或服務台資企業近1200家。孵化器為台灣創業者提供資源對接、創業培訓甚至啟動資金等服務。“我們這一代比較幸福”，唯綸不好意思再用“艱苦”兩個字形容自己的創業生活。

 

“雙創”的風一起，帶動了一批像廖子瑄、唯綸一樣的台灣創業者流向大陸。和他們的前輩，那些十幾年前跨過海峽前來的老臺商不一樣，多年前的大陸還是等著被拓荒的熱土，商機俯拾皆是，憑藉台灣的先發優勢，臺商們很容易在這裡收割財富。而現在，這片土地已經孕育出成熟的商業社會，很多跨過海峽的新新創客不再只是把大陸看作是淘金場，而是理想的定居之地。但同時，這裡的機會被貼上價簽，規則明暗交錯。誰都説不清他們將在哪覓得良機，又在何時鎩羽折返。

 

初來乍到

 

頭三個月，唯綸被巨大的陌生感圍困。

 

這並非是她第一次來大陸，相反，她記不清自己來過多少次了。在台北創業之前，唯綸曾經做過模特經紀人，隔三差五地，她就帶著手下的藝人到大陸趕通告。然而僅此而已，那時候總是工作完立刻就走，“睡遍了數不清的飯店”。除了飯店，她哪也沒去過，更不知道這裡人們的日常是怎樣的。

 

現在不同了，她住在東莞，但為了拓展業務，南北到處跑。這片土地的遼闊與複雜，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領略到的。

 

“就拿汽油來説，北方的是乙醇汽油，南方的就是汽油”，在此之前，她以為大陸和台灣一樣，燒的都是無鉛汽油，也只用一套標準。她想把産品認證為“低碳”，百度上眾説紛紜，她一條條看下來，依舊一頭霧水，搞不清楚應該準備些什麼。事實上，配方不一樣，各地政府對“低碳産品”的認證標準就不一樣，這是她後來才得知的。

 

産品包裝上，她本來用的塑膠，北方客戶告訴她不行，會結冰。“還有這種狀況?”，於是立即告訴工廠，改成鋁罐。

 

還有一些不成文的心得，比如北方人更關心天氣，碰上一次藍天總是興奮地對著她抒發一通;南方人不在乎這個，他們談論更多的是吃喝玩樂。“當然，賺錢是大家共同的興趣”，她正經地補充道。

 

有一次，她向一位檢測線老闆介紹産品，原本準備了講解資料和一系列證書，面前的老闆露出質疑的神色，表示並不想聽，直接提議讓唯綸用産品試車，三分鐘後，排放檢測儀顯示指標下降，對方立馬表示買賬。

 

為了認識客戶，她在各種名義的沙龍和論壇上和人交換名片。通過社交網絡，她執著地向每一位可能認識的大陸人發出好友邀請。利用公司還沒註冊下來這段時間，她必須惡補不同城市關於節能減排的政策法規。她學會使用微信，學會拉群，也被人拉入不同的群。

 

在一個名叫“起風了”的創業群裏，天天都有群主匯總當日資訊，分門別類扔進群裏，“我第一次看的時候差點吐血，這怎麼消化得完”，她對著整屏的簡體字，一條一條地念，因為有的字詞語法跟台灣不一樣，“我感覺自己像個文盲一樣”。

 

從食物到形容詞，從生活到工作，生詞接二連三地冒出來。“馬鈴薯”變成了“土豆”，“修路車”變成了“SUV”。在台灣叫“延長線”的，大陸叫“排插”，她背了三天，然後發現叫“插排”也可以。還有一些機械用語，比如大陸習慣稱的“三元催化器”，台灣叫“觸媒轉化器”。

 

她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或朋友，心愛的車也留在台灣。以後出門不能開車了，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這件事其實很要命。

 

想家的時候，她躲在房間大聲唱歌。2017年的春節，她不知道需要提前訂票，臨近了一查，回台北的機票已經賣光了。除夕那一天，她中午和隔壁的四川小夥吃了一頓團年飯，晚上，她一個人在房間，嚎啕大哭。這個教訓之後，她索性買了航空公司的年票。

 

2017年3月，唯綸去大連，還在為第一次見到北方街道而興奮不已時，這裡乾燥粗糲的水土給了她一個下馬威。當時她等公交，即將與一位重要客戶見面，鼻血就那麼毫無徵兆地淌了下來，白襯衣立馬遭殃了，一大片血跡滴到胸前，突兀而刺眼，想遮都遮不了。“如果我在台灣，我早就去看醫生了，我才不管什麼客戶咧”，而現在，她沒有這個底氣。下一班公交一刻鐘後才到，她遲到不起，只能硬著頭皮上車，然後以平生最狼狽的形象出現在客戶面前。

 

這一年多，她去了不少地方。記憶深刻的一次是乘高鐵到遼寧丹東，站在鴨綠江畔，遠遠望著江那邊的朝鮮，課本中的歷史與現實在此刻重疊，她心中升起一種無可言説的複雜情感。

 

唯綸迎來真正的心安是在到東莞後的第三個月，2016年9月3日，中國宣佈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唯綸聽到這則新聞，好像接到了一份厚禮。“下面一定會有治理汽車尾氣的政策出臺”，她堅信自己趕上了風口。

 

風口之後

 

吳宗鑫顯然沒趕上風口。

 

2014年7月，Facebook收購虛擬現實硬體製造商Oculus。聽到這則新聞，他內心有些躁動，隱隱感覺到VR遊戲的前景變得清晰起來。他本是遊戲研發出身，後來轉做美術外包，但一直對遊戲保持著強烈的興趣。

 

不久後，他買了一台Oculus Rift DK2。這款VR設備在全球幾乎斷貨，他花了原價的三倍，才輾轉從一個黃牛手中訂了貨，託人在北京檢驗後再送到上海。

 

“現在回頭看，DK2的畫面跟現在的比，差的太遠了”，但當時，他戴上的剎那，感受是“太神奇了”。

 

他快四十歲了，這時候忽然發覺內心對遊戲的熱情一下子回到了年輕的時候。

 

他想，必須要做。於是一頭紮下去，開始組團隊，做VR遊戲開發。

 

2014年被稱為是“VR元年”，而吳宗鑫是從2015年年底才開始從事VR遊戲開發。僅僅晚了一年，他就沒趕上VR在資本市場上的大熱，當他進場時，曾經的熱鬧已經偃旗息鼓了。

 

2017年11月，他帶領團隊開發的一款遊戲從三百名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在一個頗有分量的行業大賽中獲獎。在之後的交流會上，一群得獎者聚在一起，絲毫沒有在領獎臺上那種喜悅。“大家都在説，寒冬還是寒冬嘛”，在臺上開開心心地領完獎，散場之後每個人都得各尋辦法過冬。

 

風口説變就變，留下的是一個看似龐大但百廢待興的市場。

 

手機從笨重的大哥大發展為iphone用了二十年，吳宗鑫覺得VR遊戲也一樣，“要熬的年份還很長”。他有些沮喪，已經半年多沒聽説國內VR遊戲開發公司的融資新聞了。

 

他逐漸意識到，在很多困境面前，僅憑遊戲開發者一己之力很難讓整個行業的天花板抬高一寸。

 

他開發的第一款VR遊戲叫《正妹真愛打籃球》，支持雙人對戰模式，首先在台灣推出。當時台北市長科文哲走訪三創科技園區一個VR展館，正好體驗了一把，在名人效應的作用下，這款遊戲一下子名聲大噪。

 

玩家在體驗吳宗鑫開發的VR遊戲。

 

在這款遊戲成功的基礎上，他一度想開發更多的連線對戰模式。理由很簡單，如果一群朋友在商場看到一家VR館，可只能一個人玩，其它人在旁邊傻站著，這群人多半會掉頭就走。

 

但現實是，目前國內建成的VR體驗館大多只能提供單機遊戲設備。短期內，很多商家不願意更新。他當然沒辦法，他設想的場景難以落地，反過來只能修改自己的創意思路。

 

他考察了國內很多線下體驗館，發現維護人員的專業水準參差不齊，有的連玩家的疑問都解答不了。一台設備壞了，商家沒有維修能力，就那麼晾著，因為廠家的維修點可能在別的城市，要過很久才能送修。這些狀況看似跟他離得遠，但往回一捋，大家都在一個生態圈裏，一損俱損。

 

問他，有沒有碰到過同行競爭的情況，吳宗鑫苦笑一聲，“遠遠談不上，連抱團取暖都做不到”。他只想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撐到這個寒冬的結束。

 

文化創客

 

袁亮天生於台灣，但成長于大陸。念研究生期間，有次回台北，他騎著自行車滿大街轉悠，看到遍佈街頭的自助洗衣店，心想，這種模式能不能搬到大陸呢。為此他研究了好久，琢磨出好幾個創新點。不過一算，一間店至少需要四五百萬的投入，他只能不甘心地放棄這個想法。

 

2017年夏天，臨近研究生畢業，他和朋友聊天，大家在一起討論這兩年國內流行什麼，有人提到《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的走紅，説起“匠人精神”變成一個熱門詞彙，感覺那些回歸質樸與本真的風格重新得到人們的珍視。這麼一説，袁亮天忽然意識到，自己其實手捏一張絕佳的創業入場券。

 

他的母親是一名畫家，他一直幫母親做著策展聯絡等工作，對藝術市場還算有點門道。母親的朋友圈子他從小就熟知，其中有很多台灣本土的手工藝人。因此他想，何不把台灣的手藝人介紹到大陸，幫他們對接展覽、講座或授課機會呢——這是他目前的主要創業方向。

 

袁亮天組織的油畫學習活動現場。

 

來大陸十幾年，袁亮天還是説一口台灣腔，音調抑揚頓挫，語速慢慢悠悠。他説，他的大陸合夥人總是很急迫地推銷團隊，“我不會，我會先交朋友嘛”。

 

他知道，很多時候同行競爭過於激烈，大家都差不多，“講來講去講不出什麼點”。他天生會聊天，還懂幽默，別人一問，“你是台灣來的?”，他馬上就能接過話頭，從成長經歷漫不經心地聊起，最後再繞回業務。這樣一來，就幫自己在客戶面前增加了一個記憶點。他相信，再拿出台灣服務業的水準來對待客戶，談一樁生意應該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台灣的藝術家更會表達，也更願意表達。從一件作品的構思到選材、製作到價值，可以説得頭頭是道，而大陸的藝術家不會講解得那麼深入，有待學習者自行體悟。

 

他非常欣賞這種講解——不管是對於藝術家的自我包裝也好，或是對整個創意行業而言。現在人們的消費熱情起來了，但是藝術知識儲備還沒有跟不上，這個領域的從業者可以不那麼“高冷”。

 

不僅是袁亮天，因為台灣的文化創意産業起步早，從文創切入大陸市場，也是很多台灣創業者的首選。

 

謝國梁在台灣曾是有名的政壇明星，曾任基隆市國民黨三屆“立法委員”。2014年，從政轉商、成立華聯國際以後，主營業務之一是將台灣電影引入大陸。

 

之所以選擇內容産業，是因為他認為“內容這種東西是有底蘊的，文化底蘊不同，拍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2015年，華聯國際出品的小成本青春片《我的少女時代》在大陸上映，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在他看來，大陸青春片與台灣青春片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習慣在故事之外包裹一層民族和時代的宏大背景，但“台灣不管這些東西的，台灣只講我今天快不快樂”。

 

從某種程度上看，這種區別是一起典型的文化衝突。設計師Jolor也有同感。他笑説，剛過來的時候，把一版作品發給客戶，無論是什麼品類的客戶，反饋給他的修改意見都是“能不能再大氣一點”。時間久了，他也漸漸理解。

 

掙脫瓶頸

 

老一輩的臺商愛抱團，大多數人剛來大陸的第一件事是加入臺商協會，就像拜碼頭一樣虔誠。而臺商圈子裏也流傳著一句玩笑——台灣人總怕被大陸人騙，但最後才發現，騙人的不是大陸人，而是早來幾年的老臺商。Jolor在創業早期也有這種心理，在一堆摸不清底細的供應商面前，怕踩到地雷，他都會選擇台灣供應商。

 

這種保守在新一代的台灣創客身上減少了。

 

唯綸覺得，如果自己固守台灣式的保守，可能會令自己失去很多機會。她舉例説，“假如我有兩位朋友互不認識，其中一位想通過我和另一位做生意”，“如果我還是台灣的思維，我可能會猶豫要不要介紹，萬一他們鬧僵，我夾在中間怎麼辦。”現在她在大陸，逐漸習慣了一種互通有無的規則，“很簡單嘛，直接拉個微信群，介紹一下就好，鬧僵了關我什麼事。”

 

她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後的那代臺商，機遇太好，“閉著眼都能賺到錢”，而自己這一代創業者，雖然也有大把機會，但同樣要花大量的努力。

 

Rachel的創業項目是面向兒童的財商教育，為此，她需要與銀行、學校以及NGO建立緊密的關係。到上海創業之後，她參加過數不清的論壇和行業交流會，但幾乎沒怎麼與其他行業的台灣創業者有過聯繫，“一開始就是進入本地的圈子”，這裡有大把的人脈資源等待她開拓，同為台灣人這個標簽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創業前，她在台北一家外資銀行工作。2008年金融風暴後，她越來越發覺，天花板很明顯了，哪怕做到銀行行長，“也就那樣”。

 

這種對於台灣市場的逼仄感，並非只是她一個人的感受。Jolor現在在上海開了家活動策劃公司，承接了各大奢侈品品牌的線下活動策劃。他清晰地知道，如果回到台灣創業，不僅客戶給的預算會折半，更重要的是，他將會丟掉許多重要客戶，因為大陸是各個品牌在亞洲市場的絕對重心。

 

廖子瑄有使命感在身。她説不清這種使命感從何而來，也許是目睹過父輩生意的變故，也許是源於她的正直與熱忱。

 

看到對大陸抱有疑慮、遲遲不願跨過海峽看個究竟的台灣年輕人，她很心急，“你看到一個東西好，就想趕快招呼朋友過來”。

 

廖子瑄在大陸參加創業類的電視節目。

 

她記得自己赤手空拳地過來，一開始沒有任何銷售通路，能想到的唯一辦法是上網搜各大超市和電商平臺的辦公地址，登門拜訪。原本也有顧慮，設想過某種門路的存在，做好了吃閉門羹的準備，但最終發現對方很直接，最關心的是她能不能穩定供貨，能就上。

 

她也遇到過波折，去年，原計劃是主推一款産自阿里山的山葵，台灣的種植農民和大陸的銷售渠道都談好了，忽然接到通知，山葵進入禁止進口的産品名錄。她心有餘悸，“還好沒下單，下單我就完了”。

 

現在，早上一睜開眼，她便打開國務院和各大財經新聞的APP，把最新的政策和新聞都刷完了，心中才有安全感。

 

總之，“過來才是真的創業”。

 

為了招募人才，她以僱主身份參加過一場面向臺大學生的招聘會。對於加入初創企業，台灣學生們倒是保有極大的熱情，但當她問到是否有人願意去大陸工作時，場子便涼了，沒什麼人舉手。

 

她有一位朋友，被大陸一家互聯網企業看中並許諾高薪，但母親説“不安全”，因此打了退堂鼓。她聽著很不可思議，但也知道，確實有不少年輕人是這麼想的。

 

現在，她同時幫金山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和青創院兩家孵化機構運營社交賬號，傳播她的創業心得。她也回台灣上過電視節目，像推廣大使一樣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救一個算一個”，她覺得台灣“太舒服了”，這並不是什麼好事。

 

唯綸對這個現象也有親身體會，得知她要來大陸創業，“家裏60歲以上的長輩全都不支持”，她的幾位好友還在facebook上把她列入黑名單。“拉黑就拉黑了唄”，她撇撇嘴，不覺得生氣，只覺得好笑。

 

台灣年輕人理解的創業很簡單，多半是開家店，甚至就在路邊支個攤。廖子瑄覺得這種創業方式不過是“曇花一現”——賣一點當下流行的，好吃的好玩的，然後呢?

 

華聯國際董事長謝國梁對此看法相似，“台灣沒有太大的創業環境”，年輕人創業基本上只能在生活方式領域小試身手，“如果你想新創什麼，早就被大的集團搶先了”，但大陸不一樣，“因為互聯網的關係，你提供的價值和服務能很快在幾億的用戶裏取得市場”。

 

這一年來，廖子瑄成了金山區海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的典範。一年前，她冒冒失失找上門來，結果歪打正著，這事已經成為一則段子，在圈子裏流傳。

 

她只是希望自己像父輩那樣——他們“拎著皮箱走天下”，仿佛天底下沒有吃不了的苦，也沒有談不成的生意。如今她跨過海峽，迫切地想找回那種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