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少數民族詩人莫那能是台灣詩壇頗具特色的詩人，他雖因眼疾而失明，卻創作不輟，以歌吟口述的方式，書寫著台灣少數民族的命運，寄望著國家統一的未來。

莫那能生於１９５６年，是台東達仁鄉的排灣部落人。他的青年時期，正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在台灣社會轉型和資本衝擊下，大量台灣少數民族青年被捲入勞動力市場。莫那能也像大多數台灣少數民族青年一樣，來到都市底層，做過砂石工、捆工、搬運工、屍體清洗工，在長期貧困勞累的生活重壓下，他罹患眼疾而終至失明。

山地家園的毀壞，社會的壓迫和族群的歧視，讓台灣少數民族青年沉淪在社會最底層，遭遇著種種坎坷不公和苦難屈辱。

“從我踏到平地都市的第一步，就被職介所的人口販子騙走了身份證，被關在廁所裏，變成任人喊價的勞力。”莫那能回憶那段遭遇時説，“壓迫者的契約，就像鎖鏈、鞭子一樣套牢著弱者的命運，鞭打我們的身體。”

１９７４年，莫那能結識了以著名作家陳映真為代表的關懷底層、要求兩岸統一的《夏潮》雜誌的知識分子，由此他投入了各種抗爭社會不公的運動，尤其是關注台灣少數民族的運動。

莫那能的創作始於一次偶然的作家朋友聚會中。“當時是１９８３年，一次朋友聚會，酒喝到一半我就開始唱歌。”他回憶説。莫那能即興而唱，抒發著自己心裏的感受，朋友們聽了突然就跳起來説：“這就是詩啦！”

第二天，大家把莫那能唱的歌記下來，一起討論修改，組成“山地人詩抄”，在《春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受到了廣泛關注。

“不是太陽已經下山，也不是眼睛已經失明，而是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那面具底下猙獰的臉兒，猙獰的臉。在這孤寂的夜晚，我的淚流綿綿，是因為我聽見、聽見同胞的哭泣。”——莫那能至今仍記得這首處女作。

情動於衷發而為歌，這是莫那能為同胞們的悲苦傷痛而歌，為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喊。從此，莫那能以自己的詩句，寫下了台灣少數民族所遭受的種種困厄危難。

在《親愛的，告訴我》《流浪》《來，乾一杯》中，莫那能分別敘寫了鄒部落青年湯英伸等多位少數民族離鄉後的遭遇。他們來到都市，在最遠的航船、最高的鷹架、最深的地底、最黑暗的房間裏工作，歷經磨難而無法改變命運，無一不是以死亡的方式終結他們在城市底層的生活。

對於部落解體、文化失落的憂憤，也同樣在莫那能的詩作中有所表達。在參與台灣少數民族權利促進會的活動時，莫那能創作了《恢復我們的姓名》：“從‘生番’到‘山地山胞’／我們的姓名／漸漸地被遺忘在台灣史的角落／從山地到平地／我們的命運，唉，我們的命運／只有在人類學的調查報告裏／受到鄭重的對待與關懷／……／如果有一天／我們拒絕在歷史裏流浪／請先記下我們的神話與傳統／如果有一天／我們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

莫那能的詩作是其即興歌唱時的“填詞”，這源於生活在山間海邊台灣少數民族部落的文化傳統，他們沒有文字卻“日夕歌唱不絕”，用歌聲表達悲喜，描繪生活甚至敘事記史。“部落的歌，也是部落的文學，更是民族的文化。”莫那能説。

“台灣少數民族的創作應該被納入中國文學系統。”莫那能説，“在我的少年時期，《三國演義》《七俠五義》是學校裏為數不多的讀物，也是我們這些部落孩子能接觸到的僅有的文學作品。它們構成了我最初的文學滋養和文化烙印。”

上世紀九十年代，莫那能第一次來到大陸，他的詩作走出了台灣的山海，開始出現黃河長江的意象。在《燃燒》這首詩裏，莫那能寫下了大陸之行的感受：“無數小溪匯成巨大的聲音，它叫大河。無數民族匯成巨大的聲音，它叫中國。我是少數民族的一支，我是人民，我是小溪……”。

大陸之旅讓莫那能認識到，台灣少數民族文學應該紮根于更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台灣少數民族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前途息息相關。多年來，由莫那能擔任會長的夏潮聯合會等，一直全力支持促進兩岸統一、推動兩岸人民的交流。

“我期待著兩岸統一，期待著實現民族平等，這才是台灣少數民族真正的光復”。莫那能説。

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國作家協會首次吸納了３位台灣會員，莫那能是其中之一。

正如台灣作家藍博洲的評論：“阿能的詩，是他個人的生命史，也是他的家族史；既敘述了排灣人流離沉淪的遭遇，表現了他們對不公不義社會的吶喊與抗議，也寄託了他個人對祖國的想望。通過他的詩，我們可以理解背後蘊含的台灣的歷史。”（新華社台北３月２１日電  記者李慧穎李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