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來，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貿易戰頻頻引發各國強烈反制。繼加拿大對價值約126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墨西哥啟動第二輪反擊行動對3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之後，中國6日被迫對34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同一天，俄羅斯也宣佈將對美國部分商品加徵關稅。

在這場關乎全球産業鏈各方利益的貿易戰中，預計還會有不少國家會被捲入。在這種背景下，那些持“綏靖政策”的有關方應該小心，姑息戰火的行為會有一天導致“反噬”。

第一，不能“不記仇”

美國6日公佈6月份就業數據，新增21.3萬個就業崗位，其中製造業崗位增加較多。特朗普總統當天表示，他接電話接到手軟，“每個國家都打來電話，希望跟我們達成協定。事情會得到解決。”有人據此判斷，美國成了貿易戰贏家。果真如此嗎？

同一天，《紐約時報》報道指美國大豆期貨價格自5月25日已經下降了15%，如果農民收入下降，他們原材料和設備的購買力也會下降，屆時將不可避免影響到經濟大局。報道援引美國大豆協會主席約翰•海斯多費爾（John Heisdorffer）話稱：“我兒子跟我一起種植大豆，未來他要付出一生的努力去拿回（中國）市場，這讓我驚恐不已。”

跟世界上很多事一樣，這場貿易戰很可能打著打著，人們就會忘了“為什麼出發”，忘了誰是打響貿易戰“第一槍”的“罪魁禍首”。在移動互聯時代，“短”似乎是主旋律，資訊要短，視頻要短，連帶人們的目光也變短了，記憶變短了。貿易戰由美國挑起，無論加拿大、墨西哥，還是中國，對美國加徵關稅的反制，均是同等規模、同等力度，不多一分，不少一毫。這個原則不能含糊。換句話説，這時候人們記憶需要變長，需要“記仇”，記仇不是不願和解，而是“解鈴還須繫鈴人”，結束貿易戰的“球”現在特朗普政府的半場，這一腳需要它先踢。

第二，不能只做“旁觀者”

據統計，各國反制美國的措施截至8日總值約為750億美元商品，其中340億美元為中國反制規模，這看上去有點像是“兩國戰爭”。然而，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研究報告顯示，在被美方加徵關稅的中國産計算機和電子産品中，87%的産品是由跨國公司在中國生産的，中國公司生産的只佔13%。美國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早在2011年就指出，冠以“中國製造”的産品每售出一美元，55%的錢裝進了美國服務商的腰包。這還是在經濟全球化遠未達到現在規模的七年前。

因此，這場貿易戰沒有“路人”和“旁觀者”，也從來沒有“打醬油”的角色，人人都是主角，也都是應戰者。這一點，就連一直沉默不語的日本都看出來了。《日經亞洲評論》7日發表評論説，美國總統胡佛開打貿易戰的歷史值得今人借鑒。1930年，他為了保護美國工業，不顧1000多名經濟學家的反對，執意對外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結果引發歐洲國家的反制措施。文章警告，這場貿易戰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大蕭條。文章呼籲，世界發達國家必須用一個聲音説服特朗普政府認識自由貿易體系的重要性，日本和歐洲的大公司要與美國公司攜手展開遊説，反對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第三，不能擅長“打冷槍”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5日在與奧地利外長共見記者時表示，中方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也是為了維護包括歐盟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中國現在站在反對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前沿，不希望背後有人打冷槍。

經濟全球化的一大特點，就是産品産業鏈、價值鏈上的高度精確、高度融合的國際分工，各國和地區環環相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貿易戰，不僅僅是遏制中國的發展，也是對經濟全球化宣戰，看似影響的是某一方，實際損害的是産業鏈、價值鏈上各方的利益。以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之一的菲亞特克萊斯勒為例，它在全美設有23家工廠，僱員多達56,000人。但它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的典型代表：意大利菲亞特收購美國克萊斯勒成立的控股公司，在荷蘭註冊，總部設在英國，同時又在紐約和米蘭上市，在意大利、中國和巴西建有量産廠。美國媒體報道説，如果特朗普政府如期實施汽車關稅，菲亞特克萊斯勒公司的年利潤將減少8.6億美元。

在全球化背景下，貿易戰由一方挑起，其他方就應本著義務共擔、責任共當、利益共享原則，一起努力將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這才有可能合作共贏。既然是“戰爭”，就總有衝鋒陷陣的，中國作為有擔當的大國，現站在最前沿，不希望有人在背後施冷箭、放冷槍。沒準，下一個中槍的，就是那放冷槍的。

而對普通人來説，貿易戰與每個人息息相關，不是想避開就能避開的。難怪加拿大電視主持人斯蒂夫•巴伊金（Steve Paikin）在個人博客上向同胞大聲疾呼：“美國，不值得我們砸錢。”（國際銳評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