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陸改革開放40週年，值得紀念。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來自海峽對岸的臺商，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也是見證者。習近平總書記今年4月10日與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名譽董事長蕭萬長會面時表示，改革開放初期，很多臺胞來到大陸，30、40年過去了，大陸這麼大的發展變化，功勞薄上要記上臺胞、臺企的一筆，“希望在大陸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兩岸同胞能砥礪前行、同舟共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中央對臺方針政策做出重大戰略性調整，呼籲海峽兩岸“三通四流”、經貿往來與實現和平統一。可以説，改革開放與對臺政策的戰略調整幾乎同時啟動，同時進行，在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中，臺商成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見證者。改革開放不久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敢於冒險、有拼博精神的臺商衝破台灣當局的重重法律與政策障礙，開始了兩岸貿易往來與間接赴大陸投資的新征程，也揭開了以臺商投資為主體的兩岸經貿發展新簽篇章。

首先，臺商促進了內地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與對外經貿的新發展。在長達數十年的封閉經濟體系與內部經濟循環中，大陸經濟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經濟聯繫不夠緊密，外銷渠道有限，外貿出口規模小，嚴重制約了大陸經濟發展。而對外開放較早及已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台灣優勢明顯，臺商以台灣對外開放的經驗與國際接軌的渠道，到大陸投資發展，開展兩岸經貿合作，特別是在大陸沿海地區設廠加工生産，然後依既有的外銷渠道，出口世界，形成了臺商從台灣進口零組件—大陸加工生産—出口海外（美國）的三角經貿網絡，讓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産基地”，促進了大陸外貿發展，推動了大陸與世界經濟接軌，大陸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即使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臺商依然遵循著海外接單—大陸生産—海外與內地共同銷售的經營模式。大陸對外開放的許多政策或做法，既有大陸的獨特製度創新，也有參照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做法，更有臺商的建言獻策與智慧貢獻。

其次，臺商在大陸對外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最重要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成就就是外貿大發展，如今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經濟體。在大陸外貿發展進程中，臺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大陸外貿出口中，長期以來有近70%是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主體則是臺商（早期還有港商，現在比例已顯著下降），台資企業（臺商）在大陸外貿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大陸對美鉅額貿易順差或美對華貿易逆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台資企業的生産與出口。2017年，台灣外銷訂單接4928億美元，而台灣出口額只有3173億美元，約有近1800億美元在大陸及東南亞生産，其中六成以上在大陸生産加工然後出口美國等地。以其中六成出口美國計算約有 1100億美元，佔了美國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的21%，佔了大陸統計的對華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的36%。商務部每年公佈的臺外資企業出口排名前10大，臺商佔半壁江山，其中富士康是大陸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佔了河南、山西兩省進出口總額的70%左右。

再次，臺商對大陸部分産業、行業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由於歷史與政治等原因，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大陸經濟發展尤其是許多産業發展嚴重滯後，經營管理理念僵化，産業與企業競爭力不強。臺商到大陸投資發展，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水準以及較先進的生産工藝與技術，也帶來了新的競爭與壓力，對大陸經濟改革開放與産業發展起到了重要帶動與促進作用。如在方便食品領域，當時大陸生産工藝落後，經營粗放，産品以中低端為主，台灣頂新（康師傅）與統一企業先後進入大陸後，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生産工藝與經營理念，對大陸方便食品生産起到了極大的振動與影響，讓這一産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在其他不少行業與領域也有類似的經驗與效果。

第四，臺商推進了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創新與探索。臺商進入大陸發展是一個新事物，是既不是內資也不同外資，具有特殊性、繁雜性與敏感性，如何促進與吸引臺商，如何管理與規範台資企業，中央在相關法律制度與政策上不斷進行摸索與創新。其中針對臺商或兩岸經貿合作率先提出的“先行先試”理念與政策，已逐步成為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普遍性理念與政策導向，在許多領域或地方改革開放中廣泛使用。另外，中央批准設立的臺商投資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漂綜合試驗區等，既是臺商大陸發展與兩岸經貿合作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産物。

第五，臺商在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還創造了不少地方成功發展典範。東莞市的崛起是改革開放的産物，也與臺商聚焦投資有密切關係，是臺商大陸投資集中地區發展造就的一個典型樣本。東莞原本只是一個外界不曾了解的小城市。然而，上世紀90年代初前後，臺商大量投資與進入，形成以電子、製鞋、塑膠、橡膠等為主的臺商加工生産基地，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生産銷售網絡，同時吸引大批外來人口進入，一個新型城市因臺商而迅速崛起，如今成為一個現代化城市。據台灣媒體報道，全盛時期東莞市的臺商有約6000家，産值一度佔東莞市GDP的50%左右（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7月27日）。隨後，江蘇昆山市大力引進臺商，以筆記本電腦等為主的台灣電子資訊産業又聚集昆山，又形成以一個以臺商投資密集而聞名的新興城市。依昆山政府統計，到2017年底，昆山市台資企業達4855家，投資總金額達582億美元。台灣媒體則報道，昆山台資企業對當地財政貢獻率約50%，佔GDP的60%、佔工業産值的70%與外貿進出口額的80%（台灣《工商時報》，2018年7月27日）。

可以説，40年來，在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大批臺商到大陸投資發展，紛紛加入到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與見證者。如今大陸新一輪改革開放列車已經啟動，開始了更大範圍與力度的對外開放，臺商在大陸的投資、經營也進入一個新的轉型發展期，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將會再次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王建民，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福建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