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辦、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協辦的“弘揚條約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近日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

 

與會嘉賓圍繞“《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經驗”、“締約40年來的國際環境與中日關係”和“新形勢下如何弘揚條約精神，發展中日關係”三個主題進行充分的交流與討論。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牢記中日和平友好約定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中日之間四個重要政治文件之一，明確了中日世代友好的大方向，進一步鞏固了中日關係長遠發展的政治基礎。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之際，重溫條約的宗旨和義務，表明中日兩國繼續遵守條約精神的決心。

 

復旦大學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分析了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內涵及其延長線。他指出，這四個政治文件還具有原則性、原理性、凝練性、涵蓋性、長期性、強制性、階段性的特點。四個政治文件作為一個精神財富和具有原則性的文件，長期有效，其作為中日之間長期的精神財富和指導原則是不可缺少的、亦是很寶貴的。今後，應當繼承精神堅持原則；對新的課題有新的設想和想法，進行新的研判和探討。

 

日本創價學會副會長寺崎廣嗣發表演講時指出，為更好地發展日中兩國關係，一方面需要增加兩國的共同利益，以和平共處和人類共同利益來發展日中關係，為東亞地區和人類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兩國的青年之間也應該開展合作，積極加強青年之間的交流。

 

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是兩國積極探討兩國未來的雙邊關係的定位，目的是避免因歷史、領土、海洋權益等因素形成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層面的摩擦和衝突，降低中日及亞太地區政治和經濟不穩定的風險。目前日本對華政策存在一定變數和不確定性。鋻於日本政府仍然主張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姿態，能否通過中日對話與磋商，緩和分歧與矛盾，累積政治互信，仍將是考驗日方能否維護中日兩國關係和平、穩定與發展的試金石。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員呂耀東在發表題為《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歷史承接性》報告時説。

 

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加茂具樹認為，日中友誼凝聚了兩國友好人士的心血，兩國關係需要大智慧才能處理好。對於日中間的關係改善，雙方不能放棄努力，一放棄就會觸礁。

 

“合則兩利，鬥則俱損”始終堅守和平友好大局。

 

締約40年，其價值並未隨時光流逝而淡去，相反條約精神歷久彌新。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介紹了中日關係在彼此間往來競合中不斷演變，推動區域發展的過程。他表示，中日兩國未來合作的可能性會有所上升。儘管中日兩國的合作深化或許還只限于經貿領域，但對於兩國關係以及地區發展而言，已經釋放了巨大的利好。

 

“日本在未來如何對待美國因素，中日兩國如何攜手以減輕美國因素的干擾，仍將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課題。”黃大慧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吳懷中表示，締約40年來，中日關係總體上演化的四點主要特徵與脈絡：一、從40年小週期看，以締約為無可爭議的重要歷史節點，戰略、政治及安全關係，明顯地發展到了有交往、基本友好的狀態。二、經貿及人員往來呈現不斷增長的可喜狀態。三、兩種“政經分離”現象，在不同時期困擾著中日關係發展。四、影響中日關係的干預變數逐漸擴增，日顯複雜。

 

吳懷中認為，當前，中日友好人士對兩國關係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形勢向好，但道路仍需要艱苦地探索、不斷的磨合。”

 

“中日之間的經濟合作是阻力最小、動力最大的”，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院長龐德良評論稱，目前有三個方面的變化給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帶來了新的可能。首先，“逆全球化”思潮對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衝擊，給予了中日貿易廣闊的合作空間；其次，中日關係“轉暖向好”為高層次的經濟合作提供了可能；第三，中日經濟進入新時代，中國目前處於轉型升級及高品質發展階段，高端製造業、金融服務業、環境保護、醫療、養老等領域在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需求，而日本具有優異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雙方需要深化合作。他指出，加深合作的過程需要我們兩國深入了解對方，“用合作的精神解決合作當中出現的問題”，這樣才能實現雙贏及多贏。

 

國際關係學院孟曉旭教授做評論發言時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年以來，中日兩國在地區合作與競爭方面的表現尤為錯綜複雜的，兩國應該擺脫傳統的“零和博弈”的邏輯觀念，抓住合作的機遇，夯實合作。“中日兩國的雙邊關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歷史、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需要雙方有高度的政治自覺。”

 

“撫今思昔、共創未來”合力開創和平友好新局面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至今仍有強大生命力，為中日關係再起航增加精神動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姜躍春在《世界變局中的中日關係》報告中指出，中日兩國在抵禦當前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維護既有的國際自由貿易、維護國際多邊秩序方面“有話可説”。他直言，當前的國際局勢面臨三個新變局，表現在國際貿易中的攻與守、國際規則中的破與立、以及區域合作當中的進與退。

 

在談及中日之間面臨的新機遇時姜躍春表示，“一帶一路”建設將成為中日合作的新平臺。對此，兩國應該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與角色觀。和平、不武力；互惠、不稱霸；相信中日兩國的互補性仍然很強，合作前景依然很大。

 

“中日關係經歷了40多年的風風雨雨，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在中日關係企穩向好的今天，如何發掘民間的潛力，修復、夯實受損嚴重的民意基礎，為兩國關係行穩致遠創造更充分的有利條件，中日媒體到了一展身手的時候。”《人民中國》雜誌社總編輯王眾一在報告中列舉了若干有助於改善兩國輿論環境的選題線索，包括地方交流、救災報道、人員往來、老鳳新雛、流行文化、國情變化和文化交流。他強調，除了選題內容應注意平衡、調整之外，推動中日媒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是一個更加根本性的舉措。“兩國媒體相向而行，對中日關係企穩向好將發揮很大的作用，打鐵還須自身硬，期待中日兩國媒體在改善選題報道，加強媒體合作方面多做建設性工作。”

 

著眼下一個40年，中日兩國需重新審視彼此，為維護兩國自身利益，為促進地區及世界和平與繁榮攜手努力，開啟合作新篇章。 

 

（賈文婷、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