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議會25日舉行的不信任投票中，現任首相勒文因多數議員反對其繼續擔任首相而被罷免。由於本月早些時候瑞典中左翼陣營和中右翼陣營在議會選舉中均未能獲得半數選票，在這兩大陣營之外迅速崛起的極右翼政黨有可能在未來組閣中扮演“制衡者”的角色，瑞典政壇“右轉”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

瑞典曾因高福利、安全、包容、開放等因素被視為“理想國”。然而，最近幾年，有關瑞典的負面新聞卻頻頻見諸國際媒體，槍擊、騷亂、暴力、幫派衝突、種族歧視等頻發，被北約前秘書長、丹麥首相拉斯穆森視為“反面案例”，這些直接影響了瑞典政局的走向。

與極右翼思潮衝擊相伴的，是瑞典社會治安狀況的惡化。去年4月7日，一輛被劫持的卡車高速衝向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5人受傷，震驚整個歐洲。事件發生後，瑞典政府採取一系列安全措施，但治安狀況並未得到明顯改善。今年8月13日晚，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100多輛汽車被一些身穿黑色套頭衫的當地青年破壞或燒燬。此外，幫派紛爭引發的槍擊案也頻頻發生。據瑞典警方公佈的數據顯示，僅2017年瑞典全國就發生槍擊案320次。為嚴密監控國內黑社會活動和毒品犯罪，目前瑞典已在全國設立了23個“治安脆弱區”，也就是人們通常形容的“NO—GO　ZONE”。

將瑞典近年來治安惡化原因歸咎於難民問題，僅僅是問題一個方面。按照瑞典國家犯罪預防局數據的説法，自歐洲爆發難民危機後，瑞典犯罪率有明顯上升趨勢。2012年以來，人口僅千萬的瑞典接收了約40萬名難民，是北歐接收難民最多的國家。但是，瑞典政府對短期內大量難民涌入並沒有做好應對準備，涉及難民的各類案件激增，難民本身也經常成為被當地人攻擊或襲擊的對象。

再往深裏分析，人們看到，自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後，瑞典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其曾引以為豪的“高福利、高稅收”模式被動搖，社會不滿情緒積聚，這給瑞典民粹主義氾濫提供了土壤。再加上外部難民潮涌入帶來的文化衝突與社會治安問題，最終導致瑞典社會矛盾集中爆發，並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這就是，經濟危機與難民問題助長了民粹主義和極右思想，反過來，極右思想的氾濫又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加大社會裂痕，將難民逐步推向社會的邊緣，甚至“催生”出極端主義。最終，它導致長期執政的中左翼陣營失去一部分選民支持，形成今天瑞典政壇中左翼、中右翼勢均力敵，極右翼異軍突起、緊隨其後的局面。

有輿論認為，極右思想在瑞典興起，是國際形勢整體變化、歐洲民粹主義氾濫的一個縮影。近年來，隨著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和全球化發展，歐洲固有的優越感和“西方中心論”面臨著衝擊，他們一方面抱守著所謂的“文明制高點”，表現出傲慢的一面；另一方面心態又出現不平衡，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民粹主義和極右思想的擴散。

正是在上述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曾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瑞典，現在與“暴力、衝突、騷亂”等字眼挂上了鉤；曾經以“包容、寬容、平等、多元”著稱的瑞典，現在卻陷入了“排外、歧視、偏見、傲慢”的困境。這種變化，不但直接表現在瑞典的政治生態環境上，也反映在少數政客、媒體對待其他國家的態度和行為方式上。比如，個別政客為了拉選票，與打著宗教的幌子、圖謀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政治流亡者達賴喇嘛公開接觸；有的官方媒體公然用充滿傲慢與偏見的方式醜化和侮辱別國……這些，令外界對昔日的“理想國”不得不重新審視：瑞典怎麼了？

人們希望和期待瑞典新一屆政府能在社會福利和難民問題上有所作為，更希望瑞典那些代表民粹主義、極右思想的政客、媒體能早日放下傲慢、偏見與優越感，無論對難民，還是對遠道而來的遊客，都回歸“包容、寬容、平等、多元”的理性當中。（國際銳評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