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針對近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市場信心不足等問題，劉鶴副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指出，“市場預期發生變化，未來經濟環境的種種不確定性，影響了投資者行為。投資者很關心民營經濟發展、産權保護等問題。”因此深刻理解中央精神、正確認識經濟形勢、準確洞察未來走向，對於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至關重要。為此本報邀約多位專家學者，就上述問題發表看法，敬請關注。

 

近年來，中央多次下發文件一再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東北三省考察期間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的大政方針，明確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什麼離不開非公有制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中國經濟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夠有三四十年的快速發展，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就不可能有充滿勃勃生機、富起來的中國。

 

中國是如何步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我們是通過“放開”和“開放”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初的萌芽，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使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萌芽茁壯成長。所謂“放開”，就是放手取消計劃經濟時代強加給其它經濟成分的羈絆，放手讓非公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構成中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非公有制經濟最初是在公有制經濟佈局相對稀缺、“統治”相對薄弱、産業空間大，而人民群眾的生活、當地的經濟發展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填平補差”，繼之是隨著條件的成熟，向著更為廣闊、更為深遠的層次發展。進而成為“兩個毫不動搖”有力的一翼，是有為就有位。這方面的案例當以浙江、江蘇、廣東、福建非公經濟的發展為代表。所謂開放，就是通過獨資和合資的形式吸引外商進來。這方面當以江蘇、上海、廣東、福建為典型代表。當然，他們當地的非公經濟的發展也非常活躍。也可能正是非公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吸引外資的環境，非公經濟天生與市場經濟相融，他們的興起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

 

“放開”和“開放”是全國統一的政策，為什麼最初只在東南沿海這些地方取得了顯著成就呢？原因在於：（1）這些地區國家投資少、國有經濟不發達，産業空間大。（2）歷史上有市場經濟的文化傳統。（3）地理位置上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基於以上的分析和邏輯，我們看到，凡是非公經濟發達的地方，市場經濟就發達；凡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經濟、社會就發達。

 

有必要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當代中國改革路徑選擇的貢獻。選擇“激進式”改革還是“漸進式”改革是需要條件的。蘇聯由於公有制的程度高，缺少非公經濟發展的空間，即使放開也難以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難以形成彌補傳統公有制的低效、支持改革的緩衝地帶，不得不實行“激進式”改革。中國因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空間大，放開就可以發展，這樣就形成了“漸進式”改革所必需的緩衝地帶，可以“漸進”。“漸進式”改革水到渠成。

 

非公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大批優秀企業家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促進經濟活動的中堅力量。傑出的企業家對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貢獻是里程碑式的，例如創造了汽車生産流水線的福特，創造了微軟的比爾·蓋茨。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非公經濟的發展涌現了一批優秀企業家，例如任正非、李書福、張瑞敏、宗慶後、許連捷等，非公經濟企業家群星燦爛，使人們感到非公經濟，或者説民營經濟更容易産生優秀的企業家。經濟學的分析將證明以上判斷的正確性。

 

首先，企業家的誕生和成長需要載體。這就是以明確的産權為前提的真正的企業。如果沒有真正的企業，就不可能産生企業家。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有了真正的企業家，其領導人的思維和行為邏輯才有了企業家的思維和行為邏輯。例如，它們會在奉公守法的前提下，追求盡可能多的盈利，以利於進一步擴大再生産；他們對市場的變化是敏感的，或者，他們本身就是“市場變化”。他們會根據自己感覺到的將要發生的變化，或者“捕捉”到的信息，及時或前瞻性地調整自己的資源配置。他們有第六感覺。創新會成為他們的不需要號召的自覺行動，“脫穎而出”是一種使命；由於産權明確引致的約束硬化，他們是理性的，通常不會好大喜功，盲目行動；盡可能的變不利為有利，以及長期利益的驅使，使他們善於合作並講究誠信。非公企業是約束硬化的企業，其領導者通常具有上述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而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更多時候、更深層次是幹部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

 

其次，企業家的誕生和成長離不開市場競爭。非公有制企業從一開始就活躍于市場經濟體制之中，就是在競爭中茁壯成長的。競爭形成了企業家産生和成長的外在壓力。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企業家的成功不是封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打出一個團長就是團長，打出一個師長就是師長。僅僅有真正的企業家的載體，沒有激烈的市場競爭，還是不能成就企業家的。

 

非公經濟催生了企業家，企業家又促進了非公經濟的發展，成就了諸多優秀的企業家，繼之又有了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們的社會需要千千萬萬的優秀企業家。

 

非公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改革

 

我們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這裡的公有制經濟，通常表現為國有企業。在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國有企業已經不應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了，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必須通過改造，使之成為市場主體。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可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1）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會形成“鯰魚效應”，在市場競爭的大潮中逼迫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由於非公企業的活力，以及所遵循的市場規則，使得國有企業在和這些企業打交道中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活力，不得不遵循市場規則。在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最初的國有企業改革，完全是被非公企業拉下市場經濟之“水”的。而在那些國有企業成堆的地方，由於市場之拉力太小，改革至今收效甚微。（2）混合所有制是國有企業改革重要的目標模式，而混合最基本的要求是兩方面的力量的組合，一方是國有經濟，一方是非公經濟，沒有非公經濟這一方的發展，又何來混合所有制呢？（3）非公經濟在發展中造就的管理人才，形成了經理人市場，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準備了必要的經理人才。

 

非公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今日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人民生活已從短缺走向富裕、從貧困走向小康，非公有制經濟功不可沒。客觀的事實是：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定經濟的重要基礎，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是金融發展的重要依據，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數據顯示，非公有制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非公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以上就總體而論，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差別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非公經濟發展不發展、發展程度的差別。我們看到，哪些地區非公經濟發展得好，哪個地區市場經濟就發育的好，哪個地區經濟就發達。反之，則經濟欠發達。

 

就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而言，也應當給非公經濟以充分的肯定。自主創業者無一不是非公經濟從業者。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以解決就業問題，而且創業、創新者一開始就是市場行為。世界上大多數創新，都是市場行為下的創新。市場經濟下的創新是具有廣泛參與性的萬眾創新。一個國家的創新狀況取決於其民眾的普遍參與程度，取決於商業氛圍。大眾的積極參與，不僅可以形成濃郁的商業氛圍，而且可以促進信息共享、創意涌現。這就如同一項體育活動，一旦成為一個國家的全民運動，這個國家在該項體育活動的賽事中就更容易取得好成績。縱觀世界歷史，是萬眾創新帶來了國家繁榮。所有這些，用我們的話語體系表達，這些都是非公經濟的行為。如果我們期盼萬眾創新，我們就必須給非公經濟以充分的肯定。

 

關於非公經濟的發展，有兩點必須甄別：其一是對非公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當年之所以對民族工商業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起碼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欲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是公有制、是計劃經濟，並且預期在較短時間內就可以建成。二是在諸如抗美援朝這樣的重要歷史時刻，確實存在著個別商人的不法行為，於是就開始了通過一定形式，將其轉變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現在我們對社會主義和非公經濟完全是一個全新的認識，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認識。首先是我們處於、並且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的顯著特徵是多种經濟成分並存。其次，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多種市場主體。據此我們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兩翼，長期並存或互相交叉（混合經濟），再也不存在當年的對個體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了。如果折其一翼，中國經濟就難以持續飛行。

 

另外還有要讓非公企業裏的員工參與民主管理、分享利潤的説法也值得推敲。管理權是資本權的延伸，馬克思指出：“他所以稱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即資本的所有者。他所以擁有管理權，是因為資本是他的，他必須承擔經營、管理失敗的責任，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關鍵的時候，一般員工可以“用腳投票”，離開企業，而資本所有者跑不了。對於資本所有者來講，這是一個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故此，管理權和經營權都屬於資本。當然，資本所有權擁有者在管理層面上可以選擇民主管理，也可以不選擇，這是他們的自由。按照我們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勞動得到工資。不存在分享利潤的問題，利潤是對資本的回報，利潤是用來擴大再生産的。作為在非公企業就業的職工，面對的是怎樣通過和企業談判，獲得自己應得的工資和其他利益的問題。這與民主管理和分享利潤沒有關係，民主管理更多的時候是國有企業的規則。大家都是共和國的主人，都是國有企業的主人，應當推行民主管理。不能把國有企業的規則照搬到非公經濟的企業。

 

當代中國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非公經濟的發展必須有好的輿論環境和政策環境。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借用《評論家季刊》的話説：“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為了德國經濟的發展，曾經語重心長地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和商業是會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在那裏尋求自由、安全和支持。就我們德國來説，與其抱著守株待兔的態度，靜候著別國由於政策失當，把它們的工業驅逐出境，使這些工業不得不流亡到我們這裡來尋找避難所，不如不要等待這樣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而主動提供對工業有利的條件，邀請它們到我們這裡安家落戶，這樣做不是要聰明得多嗎？”馬克思和李斯特的論述振聾發聵。為了中國經濟、社會健康、持續地發展，我們必須為非公經濟創造更好的輿論環境和政策環境。

 

（作者李義平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