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祭侄文稿》登上了微博熱搜榜。前段時間，有台灣網友在日本街頭，陸續看到顏真卿《祭侄文稿》真跡將於1月16日-2月24日在日本展出的海報。台北故宮博物院將珍貴的《祭侄文稿》送到日本做展覽，再加上日本的文物損壞“前科”、台北故宮出借程式受質疑、現任院長推諉責任等事實，引發了民眾質疑。

有聲音提出，博物館文物展出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為什麼大家這麼義憤填膺？這要從《祭侄文稿》的特別之處説起。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贈讚善大夫季明文》，是唐朝書法家顏真卿所書，後世譽為“在世顏書第一”“天下行書第二”，與王羲之《蘭亭集序》、蘇軾《寒食帖》合稱“天下三大行書法帖”。

西元756年，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唐朝由盛而衰，杜甫有詩言盡戰亂之時人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時顏真卿其從兄顏杲卿與第三子顏季明聯合反抗安祿山，然賊臣擁兵不救，顏杲卿孤軍奮戰，苦戰三日，彈盡糧絕，那一戰，“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余人，其狀慘絕人寰”。兩年後，顏真卿僅找到了侄子顏季明的頭骨和顏杲卿部分屍骨，正是在這種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他寫就了《祭侄文稿》，充滿塗改的淩亂草稿，用筆雄健而富有變化，足見其英風正骨之氣，遒勁鬱勃，為行草書開創新的生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藝術價值和精神價值。此卷後紙還有鮮于樞、趙孟頫等印記，有乾隆和嘉慶皇帝的璽印。清朝時入內府，後文物南遷之時被帶到台灣，收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中。

《祭侄文稿》是唐朝之時極其重要的文物見證，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時代特點，而時代性決定了該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文物按其價值高低的區分可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又分為一、二、三級文物，凡唐以前首尾齊全有年款的作品，且書法水準高超的，像《祭侄文稿》這樣具有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物便可劃分為珍貴文物中的一級文物。

北京故宮也藏有許多珍貴的書法作品，如張伯駒先生捐贈的陸機《平復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西晉書法作品，還有王珣《伯遠帖》、懷素《苦筍貼》、黃庭堅《諸上座》卷和米芾《苕溪詩》等，然這些書法作品都被列入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文物出境展覽和對外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文物遭受損害的可能性，我國從保護文物的需要出發，對藝術水準高的書法作品等原則上禁止出境，而一級文物也有規定的限額。

即便是可以送出國交流展覽的文物，其包裝和運輸過程也極為特殊，畢竟文物藏品非常珍貴，稍有不慎便會造成嚴重的損失。通常，依據文物的種類和特點質地，出境文物的包裝和運輸有著不同的包裝要求。例如，減震材料防止文物因自重或運輸産生的擠壓損害；絲綢和棉布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對文物進行摩擦的損害；瓷器的保護需要以防震、防壓、防撞和防摔為主；青銅器需要對其承力點進行測算，每個易損關節都需要特殊的固定方法。另外，在運輸過程當中需要防止濕度、溫度、水汽的侵害，因此難以穩定保存、狀況不佳的孤品文物往往不適合包裝搬遷運輸。

像書畫類作品屬於易損類，常言“紙壽千年，絹保八百”，古紙原料一般是以樹皮和麻為主的植物纖維，既怕潮濕又忌乾燥，容易遭遇脆裂、粉化和蟲蛀等現象，相較于其他文物如青銅器、陶瓷器等在保管和保護方面都更加困難。

書畫的保護環境措施極為嚴謹，溫度濕度的不當、空氣污染、灰塵、光線、以及微生物都會對其造成一定的損害。書畫類文物也屬於光敏性文物，如果長時間被紫外線照射，會導致其發黃變色、發脆龜裂和粉化毀壞，因此必須要減少光線對書畫類文物的照射時間，還要避免紫外線的直接照射，書畫在展覽時不能使用閃光燈進行拍攝便是此理。對保護書畫文物的場所，也要經常進行除塵和消毒等，避免微生物的繁殖使書畫腐朽發黴。一般來説，書畫類文物進行展覽一次後，可能需要“休養”三年，要放在密閉的收藏箱櫃之中，箱內的周圍還要放置多層的宣紙可以吸濕。

報道中所提到的《祭侄文稿》，是顏真卿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寫成，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歲月，若以人類的壽命來算，《祭侄文稿》早已是耄耋之年，其脆弱程度不難理解。在台灣當地，《祭侄文稿》上次公開展出也是在十年前了，此次被送到日本展覽，民眾的憤怒程度可想而知。而據媒體報道，除顏真卿《祭侄文稿》外，此次出借的文物作品還有懷素《自敘帖》、褚遂良《黃絹本蘭亭卷》，以及李公麟《五馬圖卷》。每一件文物都歷史悠久，非常珍貴，妥善保存尚且難以避免其損耗，更遑論漂洋過海的奔波了。

文物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肖像，是集藝術、歷史、精神等價值為一體的文化符號，人類在歷史上所創造的文化遺存已毀壞和消失了大半，留存到如今已實屬不易，且文物一旦損壞，將難以復原。台北故宮的此做法對文物而言，實非幸事，希望其能撇開其他因素，慎重考慮文物外出展覽一事；也希望《祭侄文稿》的落款“子孫保之”，真正成為一份代代相傳的承諾。（作者：周娟霞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研究生）

據北京日報消息，按照原定展覽時間，1月16日，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將在東京國立博物院正式展出。能夠直面完好保存了一千多年的中國現存最好的行書作品，日本的觀眾可謂有福了，但隔海旁觀的兩岸中國人卻都揪心了。

博物館之間展品交流看似正常，讓更多人看到人類歷史上傑出的文化藝術作品，分享人類智慧結晶也無可厚非。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成書至今已有1261年。行話説“紙壽千年絹五百”，也就是説如今它已到了最為脆弱的時刻，每一次展出都會帶來一定的損傷。在大陸，對像《祭侄文稿》這樣珍貴的文物亦規定“元代以前的書畫、絲作品都被禁止出國(境)展覽”。可以説台北故宮此次的出借，是超出文物保護常識的低級錯誤。

你要説台北故宮沒有文物保護常識，也並非實情。《祭侄文稿》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早就被定為限制展出的珍貴文物，每次展出不超過42天，展出一次後得休息三年，上一次館內展出還是2011年，外借展出則是1997年赴美國。在館內尚且如此小心翼翼地保護，又怎麼輕易舍得外借呢？

或許我們可以揣測，台北故宮對於自己的行為其實是非常明白的，也能想像得到網友們會給出怎樣的反應，否則不會沒有得到相關管理部門的批准就悄悄簽約，不會如此低調盡力不引起大眾的注意。若不是日本街頭的展覽海報被發現，大概他們會讓整件事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借出展品卻不敢宣揚，這樣的借出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嗎？或是背後還有更多見不得人的考慮？

兩岸民眾對於此次《祭侄文稿》外借的憤怒，不僅因為文物本身的價值，還有筆墨背後的家國情懷。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是飽含感情的真跡，是他因為國家山河零落、親人慘遭屠戮，于無比悲憤之際揮毫而成。令人扼腕的是顏真卿本人最後也死於叛軍敵營，其高貴人格可歌可泣。《祭侄文稿》背後所包含的民族情感，即使相隔兩岸，也能夠感同身受。

《祭侄文稿》雖由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但不管是從文物價值還是民族情感來看，它都是整個中華民族共有的寶貴財富。台北故宮此次輕率出借，不僅違背文保從業者的操守，也嚴重傷害了民族感情。如今民眾問責到頭上，負責人又彼此推諉，“臨時工”不能承擔重責，就讓前任院長來扛。可前任真的能扛得起這樣重要的責任嗎？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