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被視為地方經濟實力的晴雨錶，備受市場關注。

 

最能夠反映地方經濟整體情況的是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近期，各省份相繼披露2018年預算執行情況，包括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及增速。

 

前三位排名不變，其餘位次有趕超有下滑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梳理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發現，廣東省以1.21萬億元收入排名第一。這是廣東省連續第28年位居榜首，且地位難以撼動。江蘇以8630億元位居第二，上海首次突破7000億元關口，以7108億元位居第三。

 

 

浙江收入規模首次超過6000億大關，達6598.08億元，山東緊隨其後為6485億元；北京為5000億級；四川、河南、河北、湖北、安徽、福建收入超3000億元，其中安徽和福建是首次超越3000億級。湖南、遼寧、江西、山西、重慶、陜西、天津收入超2000億元，其中山西是首次。雲南、內蒙古、貴州、廣西、新疆、黑龍江、吉林收入超千億元，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排名前六名均來自東部省份，這6省份收入佔全部地方收入比重約為48%，基本貢獻全國地方一半的財力。

 

與前三位排名沒有變化不同，去年一些收入規模相近的省份排名出現明顯變化，不少省份實現趕超。

 

與2017年相比，浙江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超過山東，成功搶佔第四名。河北超過湖北，江西超過重慶，山西超過雲南，而天津由於財政收入負增長，直接從15位下滑至19位。

 

由於各省市資源稟賦、産業結構、發展階段不一，從收入增速更能體現去年各省經濟發展情況。

 

煤炭大省山西延續了前年收入高增長，2018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全國最快，高達22.8%。這與近些年煤價總體維持高位，當地煤炭等能源行業利潤增速較高以及非煤産業如汽車製造業稅收高增長有關。同時，當地非稅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也是原因之一。

 

天津是31省份中唯一收入增長為負（-8.8%）的城市，增速墊底。實際上，2017年天津收入也是負增長（-10.4%），而2019年天津市預計收入繼續負增長（-6%），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産業結構調整、減稅降費以及財政收入擠水分、做實財政收入。

 

另外，重慶市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0.6%）也幾乎為零，其中非稅收入下滑，收入品質得以提升。

 

由於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疊加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影響，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數據梳理髮現，與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相比，今年除了天津、重慶、新疆收入預期增速略有提高，吉林目標持平之外，其餘26個省份均有所下調，其中下調幅度居前的有西藏、山西、陜西、浙江、安徽、貴州等省份。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浙江居首

 

除了以稅收為主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外，地方也很依賴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通常稱“賣地收入”。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公開數據發現，以2018年以賣地收入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看，浙江以約8737億元收入規模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223億元緊隨其後，山東以6001億元位居第三，排名第四的廣東該項收入約5887億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超過3000億元的省份有河南、四川、湖北；收入超2000億元有河北、福建、江西、重慶、湖南、上海、北京等7省市；陜西、廣西、雲南、貴州、天津賣地收入超千億。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河南、湖北、重慶、江西五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超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江蘇、山東、四川等省份兩項收入相差不大。這意味著上述省份財政收入比較依賴賣地收入。

 

去年全國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創歷史新高，保持22.6%較高增速，這主要是賣地收入創新高。

 

從各省份情況來看，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最高的是雲南（75.9%），緊隨其後的是湖南（73.7%），青海、山東、河南、江西增速均高於50%。

 

各地政府性基金高速增長，主要是由於加快賣地籌集資金還債；中央下達的專項債券規模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比如，湖南省財政廳稱，各地主動防範化解政府性債務風險，加大土地等國有資産處置力度，籌措資金還本付息，帶動收支快速增長。

 

去年並非所有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都保持增長，北京、天津、黑龍江、海南四地該項收入呈現負增長，其中北京降幅達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