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望》雜誌社研究員張瑋珊在“中時電子報”發表文章指出，今年北京兩會，最受矚目的是具臺籍身分的委員淩友詩。淩友詩委員透過她的三個體會，即對於中國一脈相承的法統、中華民族的道統及其看待近代中華民族的苦難中，總結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由於淩出身於台灣的背景，使其發言更具意義。再繼盧麗安以後，淩友詩再次以台灣人參與進入大陸政治體制這樣的角色，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這個現象絕不是“台獨”樂見的。

因在“台獨”打造的世界裏，中國就該是一個“連中國人都不願意待的地方”，但當越來越多台灣人，選擇到大陸去學習、就業、生活，越來越多台灣人在中國復興的舞臺上發光發熱，那麼“台獨”編造的那套瞞天大謊便不攻自破。

儘管媒體爭議的焦點，惡意地放在淩發言的風格上，然而熟識她的人都知道，她平時説話方式與會議上的發言基本一致。媒體放大的焦點，無非是凸顯自己的膚淺及無知。淩友詩是一個有擔當、有責任感的人，敢於直面大問題，對社會的觀察有獨到的見解及犀利的判斷，她內心存在著一個名副其實的女俠性格。以中國人的話來説，就是孔子説的“君子”，慣於以小人之心看待一切事物的台灣“朝野”，是不可能看得懂她的。

關於淩委員談的三個體會，我也談談我的三個體會。

第一，當淩有幸到香港對大陸成就進行補課時，正逢我開始接受李、扁一手打造的“去中國化”教育之時，我們這一代對台灣史的記憶，無非是日本的建設及國民黨的迫害。而近代中國的苦難，則不存在我們的記憶中。如果無法體會近代中國的苦難，就無法明白一個統一的中國對中國人而言有多重要。如何重新使台灣人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理解近代的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的命運與全中國的命運始終禍福與共、唇齒相依，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不可能分開來看。如果現階段“台獨”的“去中國化”教育無法扭轉，那麼就讓赴陸台灣人重新進行“再中國化”教育。

第二，如今的台灣，“台獨”大行其道，“統”派備受圍剿，大陸要如何反制、遏制及精準打擊“台獨”分子，是非常迫切的問題。如果要期待國民黨能撥亂反正，無異於是緣木求魚，期待民進黨改邪歸正，更是與虎謀皮。今天的大陸，不僅有能力，也有責任必須擔起“吊民伐罪”的責任，舉善懲惡，才能使民心安定。如此兩岸的和平統一才有希望。

第三，台灣人今天所習以為常的公民身分，已非“中華民國人”，而是“非中國人的台灣人”。淩友詩提的“法律關聯”，正是以“法理統一”來反制“法理台獨”。未來在尚未統一之時，如何使台灣人體認到自己的中國公民身分，需要大陸認真去思考及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