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公佈，讓人們又開始重新回顧起全球發達經濟體區域灣區的歷史，但這種梳理歷史的視角太小了，當我們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幾乎同時推進的5G並聯觀察時，就會發現，中國根本不是在延續歷史上的“灣區”，而是進入一個構建全球最大經濟灣區的進程之中。

完全聚焦于中國工業門類的齊整和眾多工業品的全球産量第一隻能帶來一種粗糙的規模感，難以看到這些現象背後所蘊含的底層的、結構化的經濟競爭力。組織範疇內的範圍經濟和規模經濟限制了這種分析方式的使用，其實它同樣可以在國家這樣的經濟體層次上使用。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工業在規模經濟性和範圍經濟性方面已經擁有強大優勢，這是全球工業板塊持續向中國轉移的深層動力之一，而這兩個經濟性也決定了全球經濟體工業的空間分佈結構。

當下，世界工業佈局紛繁複雜的波動，不僅沒有證明中國工業引力的減弱，卻正好反證了中國工業的軌道穩固性。如今，有些發達經濟體開始從中國回撤其生産能力，以彌合它們所謂的因生産與研發分離所造成的知識流失，但真正的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這並不是生産環節的可移動性所能解決的。生産環節向發達經濟體回撤並實現研發與生産的一體化造成了新的問題：撤離生産環節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從中國撤出，而是從全球最大的規模經濟性和範圍經濟性上撤離，這一舉動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推高了相關國家的整體經濟成本。

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還有發達經濟體計劃用機器替代生産環節中勞動力。這是工業成本減重的一種設想，我們可以看到，在機器替人背後，是發達經濟體大規模的跨國勞務輸入。發達經濟體理論界一直浮現的經濟再洲際化，無非是在歐洲或北美或者將歐洲和北美加起來，在更大經濟規模範圍內尋找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來實現對中國規模經濟性與範圍經濟性的對衝。

但這幾種方式並沒有解決發達經濟體以工業為基礎的經濟的規模經濟性和範圍經濟性。

把中國定義為世界工廠是非常偏頗的，這種觀點認為工業意象所對應的工業知識的供應端並不在中國市場之內，因此才順延把可移動的生産能力認定為當下最為流行的工業基礎設施，這是非常幼稚的。目前，交通網絡在中國産生了巨大的工業引力，並已成為中國向全球提供的最大物理形態的工業基礎設施。説得更直接一點，交通網絡就是促生市場的宏觀工具，中國用自己獨有的交通網絡把工業市場化了的同時也把市場工業化了。

將最先進的交通方式和最大規模的交通網絡僅局限在中國境內的方式限制了全球的想像力。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以及航空網絡，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交通效率的提高和交通成本的降低，它還大大壓縮了亞歐大陸的東西距離和南北距離，使得歐亞大陸這個最大的地球島第一次大幅度變小，中國也縮短了它直達世界諸地的距離。從交通的“超導性”上説，大規模的高速交通網絡使整個中國似乎變成了一個海岸帶國家，這也是中國在今天的世界經濟地理中，成長為一個全球最大經濟灣區的直接原因，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交通會給全球帶來這樣的變化。

世界級的研發能力、生産能力、分銷能力、消費能力讓中國成為工業時代最大的工業事件，這也是中國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道路的內因。粵港澳灣區規劃不是一個空間的規劃，它更像是一個時間或者時代的宣言，那就是真正的“後工業時代”的到來。真正的“後工業時代”不是知識生産與工業生産在不同國別之間的分工，而是知識生産與工業生産的完全社會化，知識生産與工業生産是相伴隨的。

如果説5G以前的通信時代造成了信息的空間穿越或者壓縮的話，在技術支持下，中國率先推進的5G通信將會在全世界造成新的空間升維。5G的連接密度可以達到100萬個/平方公里，能有效支持海量物聯網設備接入。因此，5G通信網絡一旦建成，就意味著整個中國連人帶物都將全部進入互聯時代，整個社會行為和社會知識的流動直接疊合在一起，社會中的人和他們的物品都成為了知識的創造主體，社會與知識的伴生關係也就被完整地構建起來。毫不誇張地説，在5G時代，5G已成為組織社會集體智慧的工具，而人與物的活動則是一種決定性的生産要素。

中國的經濟發展將與以低成本的勞動力價格為核心的人口紅利脫鉤，並迎來由社會全員和被連接物共同創造的規模巨大的創新紅利。如同中國擁有全球最好的規模經濟性和範圍經濟性一樣，5G也將讓中國擁有全球最高的知識創新密度，它為整個經濟提供了全面的確定性工具，也是我們的經濟升維工具。5G把中國經濟完全提升至一個幾乎沒有週邊的拓撲結構中，而這個拓撲結構就是一個全球最大的電子灣區。對中國經濟來説，這個拓撲結構既是生産要素的數字化形態，也是與之相對應的物理生産要素的管理和協同機制。

所以，今天粵港澳大灣區的升級絕不是簡單的城市集合群的重裝，它是與5G所帶來的拓撲結構的呼應，中國正在建設的二十多個超級城市群都將是構造這一經濟拓撲結構的組成部分。

當巨大的生産要素洪流在中國涌現的時候，空間形式的主要任務是支撐並再創造這些要素洪流，而支撐和再創造這些要素洪流的能力就表現在，我們能在多大的範圍內共時這些生産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説，粵港澳大灣區、超級城市群、高速交通網絡、社會知識創新機制、工業生産能力甚至於社會消費，都是中國經濟的空間形式，它們將共同創造出全球最大面積的共時時間，當然也會創造出全球最大體積的“流空間”。生産要素流入流出的速度越快、成本越低，生産要素的可被創造性就最強，這就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空間形式支撐下，“中國灣區”對全球經濟的最大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