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方原因使得雙邊經貿磋商受挫，美國繼而打壓華為等中國公司，開啟 “科技冷戰”，中美衝突現已進入危險地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深表擔憂，向中國日報旗下傳播型智庫中國觀察獨家撰文“從貿易戰到冷戰”（From Trade War to Cold War），以下為他的核心觀點：

 

1.美國政府為了證明挑釁性貿易政策的正當，正下大功夫對中國進行抹黑。

 

2.華盛頓對中國的攻擊已經達到了全新的水準。共和黨和民主黨現今很難達成一致意見。但指責中國是造成美國經濟困境的罪魁禍首，卻成為美國政界的和鳴。

 

3.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攻擊已經遠遠超出了大約30年前對日本攻擊的強度。華盛頓採取了更強硬的策略來應對中國的威脅，認為要比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威脅嚴重得多。

 

4.從打壓日本到打壓中國，美國很快又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經濟問題歸咎於他人。然而，這種推卸責任的行為與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馳。

 

5. 現在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智慧，以及一種極度缺乏的、領導者應當具備的膽量。

 

6.隨著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加強，美國已經發展出了一種無限制擴大財政赤字的傾向。華盛頓寧願在財政政策上如此魯莽，也不願向美國公眾坦白。他們寧願把這樣一種策略的後果歸咎於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也不願認真地照照鏡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斯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

 

華盛頓對中國的攻擊已經達到了全新的水準

 

如今，在指控和反指控中，中美衝突已經明確進入了危險地帶。

 

儘管中美在6月下旬即將舉行的大阪G20峰會上達成某些協議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這樣的協議大多都是表面上的。繼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産品加徵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後，美方又進一步威脅啟動對剩下的3250億美元中國輸美産品增加關稅，同時對華為展開全面攻擊。由於美國對中國的壓力急劇上升，表面協議達成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地下降。

 

華盛頓對中國的攻擊已經達到了一個全新的水準。共和黨和民主黨現今很難達成一致意見。但指責中國是造成美國經濟困境的罪魁禍首，卻成為美國政界的和鳴。特朗普曾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政策親商，但如今接管了共和黨，卻對關稅張開了雙臂。對於支持工人階級的民主黨人來説，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就發出過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危險警告，轉變為關稅戰士自然相對容易。在多年濫用貿易行為之後，兩黨的共同論調表明，現在是美國該站出來反對中國的時候了。

 

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攻擊已經遠遠超出了大約30年前對日攻擊的強度。當時，美國製造業首次感受到就業和工資的壓力，這可以追溯到貿易赤字的急劇擴大。重商主義的日本是罪魁禍首，他們執著于壓低日元匯率，佔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42%左右。這導致了1985年所謂的“廣場協議”，當時五大工業國聯盟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將日本置於貨幣升值中，導致資産泡沫和持續了幾十年的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在仔細研究了日本的教訓之後，中國領導層拒絕了西方類似的建議。因此，華盛頓採取了不同和更強硬的策略來應對中國的威脅，他們認為中國的威脅要比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威脅嚴重得多。

 

從日本到中國，美國很快又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經濟問題歸咎於他人。然而，這種推卸責任的行為與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馳。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很快就學到了簡單的國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投資等於儲蓄。這一問題的必然結果是：當各國缺乏儲蓄，希望投資和增長時，為了吸引外資，他們必須從國外借入盈餘儲蓄，並常年保持賬戶赤字。自1982年以來美國每年都經歷過國際收支赤字(1991年除外，當時美國向其他國家收取發動海灣戰爭的軍事行動的少量盈餘)，這些國際收支逆差是造成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由於貿易逆差源於宏觀儲蓄-投資失衡，它們的範圍往往是廣泛的，或者説是多邊的。事實上，2018年美國對102個國家的商品貿易出現逆差。

 

這就是抨擊中國的漏洞所在。沒錯，2018年，中國佔美國8790億美元商品貿易逆差的48%。這使得它成為當前美國政策辯論中的藉口。在這場辯論中，他們認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唯一辦法是消除中國的部分逆差，從而也能夠減輕美國工人的壓力。

 

要是有這麼簡單就好了。對於儲蓄不足的美國經濟，多邊問題沒有雙邊解決辦法。以中國為核心的解決方案就像“打鼴鼠”遊戲（編注：無用而重復的工作，指試圖解決問題的嘗試是表面的，結果只是暫時的）。由於2017年末特朗普減稅的時機不合時宜，直接的可能性是導致國內儲蓄進一步低迷。在不解決儲蓄問題的情況下，消除一部分貿易逆差，只意味著貿易將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外國生産商手中。由於中國是美國成本最低的外國供應商之一，這意味著貿易轉移必然會流向成本較高的外國生産商。這就相當於在美國消費者頭上增稅。

 

針對中國的猛烈攻擊可能會對美國經濟産生反作用，這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 麼美國政府要推行如此不一致的戰略？答案既是霸權擴張的結果，也是針對所謂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反映。隨著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加強，美國已經發展出了一種無限制擴大財政赤字的傾向，這是以發行美元計價的本幣債券作為支撐的。

 

更別提醫療體系的低效了，它消耗了GDP的18%，國防預算基本上等於位居其後的7個軍費支出大國之和。華盛頓政府寧願在財政政策上如此魯莽，也不願向美國公眾坦白。他們寧願把這樣一種策略的後果歸咎於其他國家的貿易行為，也不願認真地照照鏡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未觸及長久威脅兩國局勢的結構性問題

 

事實上，美國政府為了證明挑釁性貿易政策的正當，正下大功夫對中國進行抹黑。

 

從對竊取知識産權和強迫技術轉讓的指控，到由國有企業策劃的網絡駭客，到不公平産業政策的指責，中國被指控違反《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也由此在美國輿論領域受到嚴重誹謗。然而，這些指控背後的證據是站不住腳的，甚至完全是誤導。顯然，比起承擔起責任，承認美國儲蓄不足是導致宏觀經濟失衡和多邊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抹黑的描述中更容易得到安慰。

 

諷刺之處在於，此類貿易協議即便達成，也只是看重中國承諾購買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製造的商品，由此而縮小兩國間的貿易不平衡。這等於是在以雙邊貿易手段解決多邊問題，極其愚蠢，簡直是一場政治鬧劇。所謂“解決方案”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上，即這一“解決方案”將緩解美國製造業、工人工資面臨的壓力。只是要拯救美國的經濟，事實遠非如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雙邊解決方案是對貿易轉移有效，但長遠來看，對於美國工人和消費者卻無濟於事。最重要的是，單純解決雙邊貿易逆差並沒有觸及到長久威脅兩國局勢的結構性問題。

 

市場準入是至關重要，這意味著兩國跨國公司在彼此市場上自由投資的機會。美國聲稱，中國企業對合資企業提出技術轉讓要求，實質上是對專利創新和知識産權的強制竊取。正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2018年3月的301條款報告所強調的那樣，這已經成為美國的典型指控，也是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基本證據——儘管USTR承認（在2018年3月19日的報告第19頁）並沒有直接證據支撐美國和中國合作夥伴之間簽署自願協議的合資企業迫使技術轉讓的指控。再一次，抹黑顯然比基於事實的分析更有破壞力。

 

建議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我認為，中美還是有許多務實的解決方法來緩和雙邊關係。如以下三例：

 

雙邊投資協定。市場準入最好是通過雙邊投資協定中規定的跨境投資規則和標準的正規化來解決。美國累計簽訂了42個雙邊投資協定，中國累計簽訂了145個。在雙邊投資協定框架內，可以取消外資持股上限，使得討論合資公司不再那麼重要，有關被迫技術轉讓的指控也即不成其為問題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美國和中國花了10年時間試圖談判。由於受到特朗普關稅政策的阻礙，這些談判已經暫停。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將是解決棘手的技術轉讓問題的主要策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頭幾天，廢除美國對TPP承諾的政治決定是個錯誤。這項多邊協議提供了一個高品質的框架，通過跨境貿易自由化、勞工標準、知識産權規則、互聯網協議和環境規範，將12個佔世界GDP40%的國家連接起來。TPP將為中國遵守目前備受爭議的許多結構性規範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機制。雖然對特朗普總統來説，重新考慮美國的TPP戰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在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這很可能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全球網絡協議。中美領導人曾在2015年9月針對緩解網絡間諜活動、駭客攻擊和其他緊張局勢方面，達成網絡安全協議，但這還遠遠不夠。與貿易衝突一樣，這不是一個雙邊問題。美國和中國應率先打造一項全球網絡協議，包括網絡入侵、減少攻擊目標和強有力的爭端解決機制等綜合指標。

 

如今，美國和中國有發生嚴重衝突的可能性。自2008年以來，這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已經佔據全球GDP增長的44%。如果他們沒能選擇正確的解決方案，或者未能就貿易衝突達成協定，那麼全球經濟很可能就會搖搖欲墜。問題並非不可解決，但在現今的氛圍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國政壇上下對中國進行大力抨擊，這有可能將貿易戰變成一場曠日持久、具備破壞性的經濟冷戰。現在這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智慧，以及一種極度缺乏的、領導者應當具備的膽量。

 

作者簡介

 

斯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他被公認為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研究著作被金融報刊和其他傳媒廣為引用，最新著作是《失衡：美國與中國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