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試驗區已經成為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主要試驗田。2013年9月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1+3+7+1”的自貿試驗區格局，並即將新設一批自貿試驗區。5年多來，各個自貿試驗區既始終堅持先行先試、大力推動投資、貿易、金融和事中事後監管等制度創新，著力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又注重實施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制度創新，已成為區域貿易和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

未來自貿試驗區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中的作用更加凸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正在深刻變化。從國際看，全球經貿規則正在向高水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及知識産權保護、政府採購、數字貿易、競爭政策等“邊境後”規則邁進，迫切要求中國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依託，積極融入並引領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從國內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正處於由最終産品加工製造和集成創新向品牌營造、原始創新、高附加值零部件研發和製造提升的關鍵時期，亟需通過大幅度的體制機制創新，有效減輕在高端服務、協同創新等領域開展高水準國際合作的障礙，從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實現向高水準的供需平衡躍升。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表明，在實施重大改革開放任務之前，選擇合適的地區進行先行先試，對於提升政策創新精準度、降低風險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自貿試驗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體制機制創新經驗，且擁有較高的制度創新權限，是全國最適合在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幅擴大服務業準入、創設便利於國際創新合作的宏觀環境等領域開展“大創新”的平臺，完全有必要以“邊境後”規制改革創新為核心，促進更大力度的投資、貿易、金融自由化便利化和新興業態發展，打造新時代制度型開放的規則引領區、壓力測試區和國際對標區。

自貿試驗區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應遵循三方面的思路：

一是順應全球經貿規則演變大趨勢，積極承接重大改革創新任務，在創設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知識産權保護、數字貿易、産業鏈監管等領域進行實體性內容的大幅制度創新、超越程式性技術性的細節改革，重塑政府與企業、市場的權利義務關係，進一步提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全方位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同時，深入探索“邊境後”領域國際高標準規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交匯點與接榫部，釋放規則摩擦壓力與風險，探索完善風險防控體系。具體而言，可探索以許可準入類為重點，率先縮短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範圍，並適當引入WTO《政府採購協定》的相關規則標準等。

二是進一步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準，特別是抓緊研究在自貿試驗區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是服務業開放的舉措，探索逐步放開教育、醫療、文化、電信、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為企業深度參與國際競爭、實現更高水準對外開放積累經驗。此外，還應在貿易便利化創新、多式聯運“一單制”改革等方面做出重大政策突破，探索和發達經濟體在檢驗檢疫領域的審核結果互認工作，大幅減少對進出境貨物的申報和查驗要求，推動優質消費品進入自貿試驗區。

三是有效改革創新風險防控機制，與賦予地方更大自主權相適應，逐步從事前審批轉向事中事後監管，為自貿試驗區推動更廣領域、更高標準、更大力度的改革創新提供正向保障。在金融、電信等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領域，可探索國家監管機構向自貿試驗區派駐垂直管理隊伍，與地方開展聯合監管執法的模式，有效防控風險。

（作者李大偉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