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遠

 

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郭震遠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新時期的前景和挑戰》，作者認為：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與美國反華勢力，為遏阻中國實現戰略目標，聯手打“台灣牌”的風險升高，從而形成未來三十多年中國面臨的主要外部干擾。只有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才能最終消除這一外部干擾。兩岸統“獨”對抗，仍然是未來三十多年將面臨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風險。這一對抗的加劇，以及中美關係、美臺關係的重要變化，都將明顯增加風險的嚴重程度，特別是管控、化解風險的困難程度。應對未來三十多年的諸多挑戰，不僅需要戰略定力、戰略信心，更需要不斷增強戰略創新、政策創新、策略創新。文章內容如下：

 

當前正值新時期的起步階段，當務之急是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確定的戰略目標、作出的戰略部署，精心進行總體設計、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和策略，確保部署落實、目標實現。為此，首先應對新時期的前景和挑戰，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形成較廣泛共識，為落實部署、實現目標，創造條件，奠定基礎。

一、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前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後，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一直是全體中華兒女最強烈的民族願望之一。七十年來，實現這一願望，始終是中國黨和政府最重要的奮鬥目標之一，為之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艱苦工作，不斷取得重要進展。但台灣問題因為種種原因繼續存在、祖國完全統一尚未實現。這充分反映了作為中國內戰延續的台灣問題處理和解決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而在深層次上，則深刻表現了中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重要內涵之一，其必然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實現。

 

中共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同時，也進入了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在新時期中，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具有超過以前各時期更突出的緊迫性、具有更明顯有利的基礎和條件。但同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仍然面臨嚴重的複雜局面和不可低估的風險。

 

1.新時期中，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具有更突出的緊迫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規定了，通過實施分兩步走戰略，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戰略目標。同時他還提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深刻闡明瞭這兩項重大戰略任務的密切關係，以及必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同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部署。所以從現在開始到本世紀中葉的三十多年，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間段，也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關鍵時間段。顯然，作為一個整體，二者都面臨任務重大、時間緊迫的重大挑戰。

 

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先後回歸祖國，台灣問題成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唯一遺留問題。台灣問題是始於1927年的中國內戰的延續。但在深層次上，台灣問題實際上是1894年中日戰爭中，腐敗的清政府慘敗、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結果，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飽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欺淩的集中表現。所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一直具有兩個層次的內涵和意義：其一，結束中國內戰，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創造條件；其二，徹底消除歷史的屈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光添彩。這兩個層次緊密相連、相互支撐，共同形成了新時期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同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必然性，以及突出的緊迫性。

 

長期以來，推進祖國完全統一的行動，可能對國家發展的干擾，受到人們較多重視；但台灣問題無限期拖延、祖國完全統一長久不能實現，對國家發展的不利影響卻沒有被重視。實際上，這後一方面的不利影響，不僅同樣存在，而且隨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日益接近，這種不利影響甚至更為嚴重。主要是，台灣島內的“台獨”勢力與美國反華勢力，為遏阻中國實現戰略目標，聯手打“台灣牌”的風險升高，從而形成未來三十多年中國面臨的主要外部干擾。只有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才能最終消除這一外部干擾。這一重要戰略需求，進一步突出了加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緊迫性。實際上，這種緊迫性已成為新時期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進程最重要的特點，對進程有全局性的重要影響。

 

2.新時期中，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基礎更加鞏固，條件進一步充實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無論是作為最終結束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還是作為徹底消除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深重災難的問題，都必須具備堅實、可靠的基礎，以及充分、必要的條件。主要有，中國大陸必須具備足夠強大的實力，是有效排除干擾、順利推進完全統一進程的基礎；中國大陸必須促使自己的相關政策被越來越多台灣民眾接受、認同，這是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必須具備的條件。經過1949年以來的七十年努力，特別是1979年以來四十年的努力，可以認為，在進入新時期時，這一基礎和條件都已基本形成。而且可以肯定，在新時期中，這一基礎必將更加鞏固，條件必將進一步充實。

 

海峽兩岸綜合實力對比及其消長變化，是中國內戰最終結束，以及中國最終實現完全統一的基礎。必須強調的是，兩岸綜合實力對比及其消長變化，而不是單一方面實力，如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更不是單項實力，如GDP總量等等。歷史事實顯示，在1949年10月以前，在中國大陸進行的中國內戰中，以硬實力對比而言，中共方面遠弱于國民政府方面，但中共最終獲勝，主要原因是中共方面最充分發揮了軟實力的巨大優勢。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1978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大陸的硬實力得到持續、較快的全面增長。2010年，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科技、軍事實力都遠超台灣。同時，大陸繼續保持並進一步強化了對台灣的軟實力優勢。可以認為，現在大陸已具有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全局的壓倒性綜合實力對比優勢。而且可以肯定，在新時期中，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持續推進，大陸的這一綜合實力巨大優勢將更加突出，從而為按大陸意圖、以最符合中華民族當前和長遠利益的方式，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

 

1979年以後，和平統一、一國兩製成為大陸對臺的大政方針。儘管大陸始終堅持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四十年來和平統一始終是大陸對臺政策的核心。這是最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需要具備多方麵條件，但事實清楚顯示，大陸相關政策能否被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理解、接受，是最具關鍵意義的影響因素。1988年以前，兩岸幾乎完全隔絕了四十年。在這之後，兩岸的隔絕被打破，兩岸的全面交流、交往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發展。在這一背景上，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對大陸的相關政策有了較真切、深入的認識，儘管支持和平統一還沒有成為台灣的主流意識，但確實已成為台灣島內不可忽視的聲音，開始産生日益重要的影響。而且可以預料，隨兩岸交流、合作在新時期持續、廣泛地發展，台灣同胞對和平統一的接受、支持，也將持續擴大，並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中，産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

 

3.新時期中，兩岸關係持續複雜化，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不可低估的風險

 

兩岸關係及其變化，是與台灣問題直接相關的中國統一進程的核心內涵。1949年以來七十年的事實，特別是1988年以來三十年的事實，一再清楚顯示了兩岸關係及其變化，對與台灣問題直接相關的中國統一進程的關鍵性影響。1949年到1988年的四十年，繼續是中國內戰的軍事較量時期，尤其前三十年多次發生激烈軍事衝突。但由於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法統之爭，即海峽兩岸哪一方是中國合法代表之爭，這表明實際上對抗雙方均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政治基礎。所以，在軍事衝突的同時，兩岸之間卻屢有“密使”往來，存在政治談判的可能，即對抗性矛盾以非對抗方式處理的可能。但1988年以後，特別是1993年以後，隨權力地位的鞏固，李登輝的“台獨”面目迅速暴露。之後，“台獨”政黨兩度在台灣執政，連同李登輝，“台獨”勢力在台灣執政長達二十多年。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迅速轉變為統“獨”對抗。與此同時，台灣島內所謂的“民主化”加快推進，島內“台獨”勢力坐大與所謂“社會轉型”混為一體。由此，兩岸的統“獨”對抗，又具有了濃厚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三個“台獨”頭面人物，無不以所謂“轉型正義”、“民主”為與大陸對抗的重要武器，以之對抗統一。特別值得重視的是，1988年以後，兩岸軍事衝突基本停止，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人員往來迅速發展，已達到很大規模，並已對台灣島內産生廣泛、重大影響。同一時期，大陸綜合實力迅猛增強，已對台灣形成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受到這些因素影響，島內“台獨”勢力的政策主張不斷有所調整。主要是在堅持“台獨”立場不變、堅持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拒不接受一中原則的同時，對“台獨”的形式和具體內涵不斷有所調整。李登輝、陳水扁的“急獨”、“法理台獨”，已調整為蔡英文的“緩獨”、“維持現狀”漸變上。同時值得重視的是，除此之外，還出現了柯文哲的“隱獨”和國民黨內的“獨臺”主張。

 

顯然，兩岸關係主要矛盾的上述改變，直接導致了兩岸關係的複雜化，即兩岸關係中圍繞統“獨”對抗的主要矛盾，與多種矛盾交織、相互影響，由此導致兩岸關係變化的不確定性大為增加，風險明顯增多。1993年以來，實際的兩岸關係及其變化清楚地表現了這種狀況。進入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後，可以預料兩岸的統“獨”對抗只會加劇，兩岸只會處於“新對抗”，而不可能有什麼“冷和平”。蔡英文2016年開始執政三年以來的事實已清楚顯示了這一點。可以肯定，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未來三十多年中，兩岸的統“獨”對抗將更加激烈，兩岸關係及其變化將更加複雜，不確定性將更加突出，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搞“台獨”、搞分裂的風險更加不可低估。大陸對此，必須有充分估計，絕不可掉以輕心。

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的挑戰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的挑戰，即面臨的困難和可能的風險，特別是面臨的克服困難、管控和化解風險的難度。1949年以來，中國的統一進程始終存在諸多嚴峻挑戰。其中一些具有根本意義的挑戰始終存在，如爭取台灣同胞接受統一、美臺關係及其變化等；同時，也不斷有新的挑戰出現，包括始終存在的挑戰的新形態、新內涵。這些既是中國完全統一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的表現，又是其主要原因。

 

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新時期中，即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的未來三十多年中，由於兩岸關係、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由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緊迫性壓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的挑戰，將更為嚴重。不僅始終存在的基本挑戰以新形態、新內涵的形式而更加嚴重，而且一些新挑戰也不斷形成。應對並戰勝這些挑戰，實際上就是推進祖國的完全統一進程。習近平總書記“1.2重要講話”中的五點要求，指出了應對挑戰的目標和指導原則。遵循五點要求，就一定可以應對並戰勝諸多挑戰，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1.充分發揮大陸對臺巨大優勢，全面塑造不可阻擋的統一大勢

 

統一大勢特指，在實現中國統一的進程中，由兩岸各自內部、兩岸關係，以及相關國際環境發展變化決定的，人們普遍認知的統一前景及其強烈程度。現在，可以認為中國的統一大勢已基本形成，但還不明顯、不夠強大，即還沒有出現中國統一的不可阻擋之勢，而處於十分複雜的局面。一方面，經過1949年以來七十年，特別是1979年以來四十年的迅猛發展，大陸的綜合實力已具有了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另一方面，在公然“台獨”企圖破滅之後，台灣島內不僅“台獨”勢力仍然蠢蠢欲動，而且“中華民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反對一國兩制等拒統言行一直存在，甚至影響還有擴大之勢。總之，統“獨”對抗繼續激烈存在，統一大勢尚未達到不可阻擋程度，全面塑造統一大勢，仍然是嚴峻挑戰。

 

為什麼大陸綜合實力已具有對台灣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而中國的統一大勢卻繼續不明顯、不強大？有多方面、多層次的複雜原因。但必須認識到，大陸對台灣的巨大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其影響，主要是沒有能全面轉化為促統的直接動力，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大陸對台灣的巨大優勢，對於遏制李登輝、陳水扁的“急獨”、“法理台獨”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對於促使台灣同胞認同、接受統一卻效果不彰。這表明，實際上大陸的巨大優勢被擋在了台灣社會之外，而沒有能夠進入，更沒有深入台灣同胞的內心。因而統一的前景未能強烈震撼和吸引多數台灣同胞，未能對他們産生強大的震撼力、吸引力，從而促成多數台灣同胞認同、接受、嚮往、追求統一，最終形成不可阻擋的中國統一大勢。

 

顯然，爭取大多數台灣同胞認同、接受、嚮往、追求祖國統一的前景，成為全面塑造不可阻擋的祖國統一大勢的關鍵，是新時期中面臨的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性挑戰。習近平總書記“1.2重要講話”提出的五點要求，涵蓋了兩岸關係、大陸對臺工作的各個重要領域。但對五點要求做深入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在各個層次、多個領域，以及多個角度，積極強化台灣民眾對於祖國統一的認知、接受、認同，以及嚮往、追求，是五點要求共同的核心內涵，以及貫徹、落實五點要求的指導原則。可以預料，堅決貫徹、落實五點要求，不僅必然在兩岸關係及大陸對臺工作的相關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而且必然可以對於增強大多數台灣同胞認同、接受，以及嚮往和追求祖國統一，産生重大的突破性積極影響，從而在新時期中全面塑造祖國統一大勢，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2.積極認真探討、著手制定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在“1.2重要講話”的五點要求中，構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問題，是論述的重點之一。這引起人們廣泛關注，尤其台灣島內對此反應強烈。人們普遍認為，習總書記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問題的重視，清楚表明瞭大陸將認真、實際地加速推進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

 

1979年1月1日的《告台灣同胞書》中，第一次提出“和平統一”的方針。此後，鄧小平等領導人多次提出“一國兩制”設想，最終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臺工作、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一國兩制”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卻因緣際會，首先在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問題中得到實踐，取得了成就和經驗。但港、澳問題與台灣問題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恢復中國對於港、澳主權的問題；後者則是“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習近平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統派團體的講話）。顯然，二者的一國兩制方案必然很不相同。制定並執行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是兩岸同胞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將直接決定“和平統一”戰略方針能否成功落實，從而直接決定祖國完全統一戰略目標能否順利實現。顯然，制定並實施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是兩岸同胞在新時期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的重大戰略性挑戰。

 

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基本任務是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通過兩岸平等協商、民主協商，化解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對立，實現臺海持久和平，達成祖國統一願景。實際上，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過程，就是消除兩岸政治對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進行制度性安排的過程。構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以及統一後台灣的長治久安、兩岸共同繁榮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能否成功構建這一方案，並順利實施，必須兩岸同胞共同努力，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的智慧；必須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共識。

 

3.深化反“台獨”鬥爭，有效規避、管控無限期拖延祖國統一的風險

 

1988年至2008年的二十年間，兩岸經歷了激烈的統“獨”較量。李登輝、陳水扁的“急獨”圖謀遭到大陸沉重打擊，“法理台獨”的嚴重威脅，基本得到有效管控。但兩岸的統“獨”對抗沒有終結，而是進入了一個更為複雜的新階段。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後，蔡英文在堅持“台獨”立場的同時，對推進“台獨”的策略有所調整。她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拒不接受一中原則，在台灣島內大搞全面“去中國化”，但又大肆宣揚“維持兩岸現狀”、“保持臺海和平穩定”。蔡的言行，被人們恰當地稱為“緩獨”、“柔性台獨”。這正是兩岸統“獨”對抗新階段的基本特點，即“台獨”勢力為減少大陸直接打擊的力度，而避免與大陸的公然對抗，為在台灣島內的“去中國化”、“台獨化”贏得必需的時間和空間。可以預料，這一狀況將繼續存在並不斷有所發展，很可能在台灣政局的不斷變化中得到進一步強化，從而形成新的“台獨”模式，諸如柯文哲式的“隱獨”，即在表示認同“兩岸一家親”的同時，堅持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實際上無限期拖延祖國統一，從而實現事實上的“台獨”。

 

可以預料，未來時期中，在大陸對台灣綜合實力巨大優勢進一步強化、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決心和能力更加增強的背景下，兩岸統“獨”對抗以公然的激烈衝突表現出來，應不是大概率事件。因為台灣島內“台獨”勢力其實缺乏鋌而走險的能力和意願；兩岸統“獨”對抗以台灣方面無限期拖延統一的方式錶現，則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因為這可能是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最有利的選擇。由此，無限期拖延統一，將可能成為新時期中，大陸促進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面臨的最主要風險。由於大陸缺乏規避、管控這一風險的認識和經驗，這也將是大陸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但“台獨”勢力以無限期拖延方式抗拒統一的圖謀，不會也不可能得逞。大陸在新時期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決心和能力，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

 

4.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夯實祖國完全統一的經濟社會基礎

 

1988年以後，兩岸交流合作迅速發展，尤其是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更是迅速達到龐大規模，已成為對兩岸，首先是對台灣經濟社會及其發展，具有重大積極影響的因素。通常，人們把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視為實現祖國統一、穩定兩岸關係的基礎。但正是以這一點為標準，衡量兩岸經濟交流的成效和影響，應深刻認識到，仍然存在明顯差距。主要是，儘管從一開始，大陸就定性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是一個國家內兩個地區間的經濟交流合作；台灣方面卻一直實際將之作為“國際經濟交流合作”。受一些複雜因素影響，包括大陸方面缺乏相關經驗，導致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實際上一直被作為“國際經濟關係”認識和處理。由此，導致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實際上一直只是兩岸之間“單純的”經濟關係，而不是作為實現祖國統一的重要動力而發揮作用。顯然，新時期中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真正成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經濟基礎，將是又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挑戰。

 

2014年11月初，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福建平潭島時，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概念。以後，他在多個場合、多次提及這一概念。在今年的“1.2重要講話”中，更是對之做了較為全面的論述。顯然，習總書記把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作為提升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使之成為夯實祖國完全統一經濟基礎的重大戰略舉措。遵循習總書記關於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思想，筆者認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一種完全不同於現有的各種區域交流合作模式的全新模式。已經可以確認，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性質、目標、理念、內涵、過程，以及最後的成效，都將是全新的。其中，最具根本意義的是全新的性質與目標。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一個國家中的兩個區域，在最終實現祖國統一過程中的經濟交流合作，其目標是為實現國家統一奠定經濟社會基礎。所以，未來時期推進、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必須全面、持續創新的過程，因而是充滿挑戰的過程。

 

5.進一步提升兩岸文化交流，促進形成兩岸共同的祖國認同

 

1988年以後，特別在2008年到2015年期間，兩岸文化交流迅速發展。雖然文化交流沒有兩岸經濟交流那樣聲勢浩大，但卻是兩岸交流中最活躍、最具廣泛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以其特有的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對於化解兩岸同胞幾十年隔絕形成的相互隔閡、畏懼、仇恨，增進兩岸同胞的親情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進入新時期，在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中，兩岸文化交流，將面臨新挑戰，繼續發揮其獨特作用。主要是，在激烈、複雜的反“文化台獨”、反“去中國化”鬥爭中，兩岸文化交流是主戰場；形成並不斷強化兩岸同胞共同的祖國認同，將是鬥爭的核心。為此，兩岸文化交流必須從長期以來的以增進兩岸同胞親情為中心，提升為以形成並不斷強化兩岸同胞的共同祖國認同為中心。這是新時期中，兩岸文化交流面臨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挑戰，其意義明顯大為超過了此前三十年的兩岸文化交流。

 

6.美臺關係正在發生中美建交以來最重大變化，未來時期中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將可能受到更多外部干擾

 

1949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干擾中國解決台灣問題、阻撓中國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主要外部因素。美國的干擾、阻撓作用集中表現于美臺關係及其變化之中。事實一再顯示，美臺關係及其變化主要取決於中美關係及其變化，兩岸關係也有一定影響。1949年至1978年間，中美嚴重軍事對抗，美臺關係的主題是美國支持並直接軍事保護台灣；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美保持相對穩定的競爭-合作關係，美臺關係的主題一直是美國支持，但不直接軍事保護台灣。2013年以後，“中國威脅論”伴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不同於以往的內涵，在美國再度泛起。2017年1月特朗普在美國執政，2018年11月以後連續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多份美國安全戰略文件中，明確定義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國家安全威脅之一。由此，美臺關係開始發生中美建交後最重大的變化。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文件中，明確把台灣和美臺關係列為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的內容，清楚表明瞭美國重新重視台灣和美臺關係的戰略意義，即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籌碼的作用。據此，在短時期內即推出一系列明確“支臺”、“保臺”的法律法案、《與台灣交往法》等等；明顯提升美臺政治交往層級；加大對臺軍售和美臺軍事安全合作力度；在國際組織及其它國際事務中強化對台灣支持。顯然，美臺關係發生的是重大的戰略性變化，是中美建交以來最重要的變化。大陸將面對與過去四十年很不相同的美臺關係，未來時期中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將可能受到更多的外部干擾，甚至阻撓。但可以預料，美國如同1949年至1978年間那樣，直接軍事保護台灣，從而再度導致中美在臺海的嚴重軍事對抗，將是甚小概率事件。

三、結論

1)中國必須統一，中國必然統一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必然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實現、必然實現，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必須統一、必然統一。這就是中國統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明確的邏輯關係。但在深層次上，偉大復興與完全統一的關係更為豐富、深厚。偉大復興是新時代的主旋律，完全統一是主旋律中最重要的華彩樂章之一，既從屬於、服務於主旋律，又充實主旋律，使之更加精彩、高亢。二者是一個完整整體，相輔相成、共生同榮，共同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輝的歷程，以及更加璀璨的未來。此外，大陸已具有的對台灣綜合實力的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全面優勢，是中國必然統一的堅定基礎；大陸日益成熟的對臺戰略、政策和策略是中國必然統一的充分條件。

 

2)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充滿挑戰和風險，不可能一蹴而就

 

1949年以來七十年的中國統一進程，充滿挑戰和風險，充分表現了以解決台灣問題為主體的中國統一進程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七十年中，中國推進統一的進程，就是應對挑戰、管控與化解風險的過程。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的三十多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進程，同樣充滿挑戰和風險。其中，一些挑戰和風險實際上七十年來一直存在，一些則是新出現的。須重視的是，由於中國進入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新時期，即使一直存在的挑戰和風險，也往往變得更加緊迫、更嚴重。應對這些挑戰，管控與化解這些風險，將是未來三十多年中“塑造統”的主體內涵。

 

促成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接受、認同，並進而嚮往、追求祖國完全統一，是諸多挑戰中最具全局意義的戰略性挑戰，其它很多挑戰實際上都與此相關。受此影響，兩岸統“獨”對抗，仍然是未來三十多年將面臨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風險。這一對抗的加劇，以及中美關係、美臺關係的重要變化，都將明顯增加風險的嚴重程度，特別是管控、化解風險的困難程度。應對未來三十多年的諸多挑戰，以及管控、化解風險，不僅需要戰略定力、戰略信心，更需要不斷增強戰略創新、政策創新、策略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