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泉州人，記憶中大概3歲時爸爸第一次帶我去海邊，我問他‘海的對岸是哪’，我爸説‘是台灣’。”邱曄鍵回憶：“後來大概5、6歲，我爸又帶我去了廈門、福州、漳州的海邊，我問他‘海的對岸是哪’，他也説，‘是台灣’。”

 

邱曄鍵是本屆“挑戰杯”華僑大學《惠臺31條對台灣青年的吸引力研究》項目的隊長。談及為何選擇這個課題，他告訴記者，因為“海的對岸總是台灣”，他仿佛從小就和那裏形成了一種奇妙的情感聯結。

 

這種聯結和後來課文裏學到的“寶島台灣”，以及接觸到的台灣同學共同作用，促使邱曄鍵對台灣産生了一種特殊的關心。2018年2月，國家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文件，俗稱“惠臺31條”政策，邱曄鍵自然非常關注，但他發現一個問題：周圍很多台灣同學對這個政策“並不知道”。

 

彼時，另一所僑校、暨南大學的吳仲抒同學正準備參加台灣的交換項目，不久後他到台灣發現，身邊的台灣同學有不少想法和自己“不一樣”。

 

這種“不知道”“不一樣”的情況，激發了邱曄鍵和吳仲抒的探索欲：“惠臺31條”到底對台灣青年有沒有吸引力？兩岸青年學生的心理距離到底有多大？邱曄鍵開始在大陸著手組織團隊展開調研；吳仲抒則決定探究《台灣青年學生國家認同現狀及影響因素》，並在台灣高校發放問卷。

 

邱曄鍵的團隊有14名同學，其中10名來自台灣。吳仲抒和隊員蔡楚萍則邀請在暨南大學任教的台灣老師陳致中指導課題。

 

“他們找到我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個課題適合我來指導。”陳致中2004年開始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研究生，畢業至今一直在暨南大學任教。他告訴記者，近些年回台灣時會發現，受媒體議程和輿論氛圍等影響，台灣青年群體對兩岸關係的態度變化十分“微妙”，因此他認為，探究台灣青年群體對兩岸關係的感知、優化和提升台灣青年對大陸和中華文化的認同非常吸引人，也很有價值。

 

事實上，在得到學術研究結論之前，邱曄鍵、吳仲抒和他們的小夥伴還取得了另一種收穫。他們不知不覺成為了推動兩岸青年交流、理解和互信的踐行者，也摸索出一些與台灣青年朋友的相處之道。

 

邱曄鍵的方法是“彼此尊重、坦誠相見”，以及“脫敏”。在和台灣同學交流時，如果遇到分歧，他會首先選擇尊重對方，支持對方“把真實想法説出來”。

 

他還告訴記者，他和組裏的台灣同學毫不回避“統戰”這類敏感詞彙，也不忌憚討論與“統一”相關的政治話題。

 

他團隊中的台灣同學崔祐瑋説，自己做這個項目的一部分初衷，就是希望把“惠臺31條”的利好政策傳播給更多在台灣的朋友，“希望他們能來大陸看一看”。

 

和邱曄鍵的情況不同，吳仲抒和蔡楚萍沒有台灣隊友助陣，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摸索出一些與陌生台灣青年溝通、交流的方法。

 

“其實大家有很多青年話題可以聊。”吳仲抒發現，電影《流浪地球》、台北動物園的大熊貓“圓仔”，以及一些年輕人熱衷的視頻網站，都是兩岸青年的交集點。蔡楚萍還意識到，“台灣同學也和我們一樣面臨著相似的煩惱”，比如畢業後的出路問題等。

 

“開始有台灣同學問我，你們真的吃不起茶葉蛋嗎？”蔡楚萍哭笑不得，但後來她發覺，通過長期與自己接觸，一些台灣同學在自動修正刻板印象，他們不但對大陸的經濟水準有了了解，還主動對蔡楚萍説：“以前聽説大陸人都很野蠻，但我覺得你不是這樣。”

 

談及吳仲抒和蔡楚萍調研的結論，陳致中總結，目前台灣青年對國家的認同情況，在不同維度上呈現出了不同的趨勢：在文化認同、經濟認同等方面比較強；在政治認同等方面比較弱，“但這是可以通過引導和文化氛圍的塑造得到提升的”。

 

也基於此，吳仲抒和蔡楚萍希望，在大陸的台灣同胞能獲取更多的同等待遇，“這樣他們才不會覺得自己是異鄉人”。陳致中認為，台灣近些年經濟情況並不好，高層次人才相對飽和，其實有一種推力在把他們推向大陸，如果大陸能在台灣人才尋求機遇的同時，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對兩岸來説都會非常有利。另一個項目中的台灣同學崔祐瑋也提到：“‘惠臺31條’政策很棒，執行方面還希望能再加強。”

 

陳致中説：“這些年來，我發現大陸的同學都很熱愛台灣，對台灣同胞十分友善，而且迫切地希望看到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特別是在暨南大學，兩岸學生在接觸的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理解，不少大陸同學身上都有一種希望加速兩岸統一的使命感，而台灣同學感受到祖國的資源和善意之後，也越來越希望能夠實現兩岸統一的目標。”

 

“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也有人懷疑我們這樣做是否有意義。”蔡楚萍説：“我們和台灣同學從不熟悉到熟悉，也在不斷向對方介紹自己熟悉的地方，改變對彼此的某些偏見。我堅信我們的小小努力，有朝一日會得到擴大，會影響更多人的認知，以後也會有更多人通過研究去改變兩岸之間的偏見。”

 

邱曄鍵則告訴記者：“希望我們能為祖國統一齣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