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敏（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人們對於信息的關注度超越以往。各類“標題黨”和假新聞充斥網絡間混淆視聽，造成恐慌。在法律和技術手段之外，加強媒介素養教育，特別是加強青少年的相關教育，是建立健康網絡生活方式、增強社會互信的另一條有效途徑。

隨著信息社會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自媒體的廣泛應用，信息威脅的種類逐漸多元化。除了傳統的危險（詐騙、盜取用戶信息等）之外，還有一些媒體偽造的信息會煽動民眾的情緒，一些人使用虛假身份參與對話，一些極端政治化和含有偏見的內容隱含著新的威脅，成為危害社會公共秩序的毒瘤。比如此前推特上瘋傳5G移動網絡會傳播新冠病毒，就有英國人、荷蘭人跑去燒了5G信號塔。如果個體缺乏對於媒體信息的辨別和判斷能力，就容易受到“假新聞”的侵害，或客觀上助長虛假信息的傳播。

學校在培養數字公民方面的基本作用已不言而喻，但過去我們在談教育信息化發展中，更多強調的是提高學生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較少去談對信息的批判和思辨能力。

1933年英國學者利維斯等人在《文化環境：培養批判意識》中首次使用了“媒介素養”的概念，指出媒介對青少年可能造成負面影響，需要對信息進行識別和批判。直到20世紀80年代，媒介與信息素養教育才逐漸在世界範圍內發展起來。以抵禦美國文化侵襲和適應多元文化特徵為出發點，加拿大媒介素養教育起步較早，安大略省最先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到公共教育體系，其教育大綱指出，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旨在培養學生對媒體本質、媒體常用技術和手段以及這些技術手段可能産生的效應的認知力和判斷力，1989年，該省教育部發佈了《媒介素養：資源指南》。1991年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媒介協會”（CAME），積極開展課程改革和教育培訓。同一時期美國也成立了“媒介素養中心”（CML），2005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了媒介素養教育的五個核心問題，並將五類問題和子問題與基礎教育階段的語言、數學、衛生、社會學習相關聯，受到廣泛關注。

美國CML提出的媒介素養的5個核心問題是：一，誰製造了信息；二，它使用了怎樣的技術手段來吸引我的注意力；三，不同的人對這條信息可能會有怎樣不同的理解；四，這條信息含有/隱含了怎樣的價值、生活方式或觀點；五，為什麼會發出這條信息。

1997年中國社科院卜衛發表的論文《論媒介教育的意義、內容和方法》是我國內地較早介紹媒介素養的研究。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始關注媒介素養教育並出臺相關文件和行動指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18年發佈的《數字素養全球框架》，將“數字素養”定義為安全併合規地獲取、管理、理解、融入、交流、評估、創建信息的能力，並指出媒介素養、信息素養、互聯網或ICT素養（即軟硬體知識和技能）同屬於數字素養。

另外，從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的角度，我們還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以德為先的教育改革

此次疫情帶給教育的啟示不應當僅停留在技術帶來的教學方式的變化上，而應該引發更為深層次的思考。

在傳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過程中，教育也在經歷著從“以知識為先”到“以德為先、能力為重、知識為基”的改革。疫情之下，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務不是按照既定的教育進度和計劃，生硬地將教學從線下搬至線上，而是重點賦能學生，利用技術提供更為個性化的教育。從價值養成的角度來講，其中當然包括提升學生的媒介素養。

事實上，社交網絡不僅傳播新聞，在某種意義上也扮演著教育者的角色。學校和教師必須採取行動，避免學生被利用、被欺騙。教育工作者要避免認為疫情對教育的影響是短暫的，或相對而言是較小的，從即刻起，我們就要建立數字素養、媒介素養的意識，在教育教學中引導學生瀏覽並熟悉嚴肅的新聞媒體、可獲取的信息源，包括正規組織的網站、作者等，認識傳統媒介和新媒體的特點，了解信息撰寫的基本原則，了解引用來源等概念，訓練學生有效獲得新聞和知識的技能，塑造更強大、適應性更強的數字公民。

　　批判性思維的實踐

我們可以把媒介素養教育看作是一項批判性思維的實踐，兩者的共同點就是立足於反思並進行理性的判斷。在2016年發佈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中也提出學生應具備“批判質疑”的科學精神。美國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教育家布魯姆（Benjamin Bloom）將認知過程分為六個維度，包括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和創造，通常我們把後三個維度看作是批判性思維。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高級階段，批判性思維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對通常被接受的結論提出疑問和挑戰，而不是無條件地接受專家和權威的結論；二是用分析性和建設性的論理方式對疑問和挑戰提出解釋並作出判斷。

媒介素養教育就是要發展人們分析、評價和創造信息的能力。引導學生不陷入“他人陷阱”，在紛繁的信息中學會如何質疑和分析，學習判斷信息是否得當，區分事實與觀點，收集證據，辨查信息中的陷阱、漏洞和邏輯錯誤，分析信息、避免言過其實的觀點，建立多元化理解信息的意識，建立信息背後有利益相關方的意識等技巧，並在訓練中不斷完善自己的思維，提升信息素養。

　　通向國際理解的橋梁

經合組織（OECD）教育與技能部負責人施萊歇爾（Andreas Schleicher）曾指出社交媒體有可能産生“回聲室”（echo chamber）效果，從而限制青少年獲取不同觀點的渠道，施萊歇爾還列舉了部分歐洲年輕人受到蠱惑而支持伊斯蘭國的案例（2018）。互聯網和媒體拉近了民族國家之間的距離，卻也可能因為虛假信息或充滿偏見的新聞增加人們的隔閡和相互不理解。為此，OECD在新一輪國際學生評價項目PISA中，增加了對學生“全球勝任力”的評估，其中媒介素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本次疫情期間，有西方媒體借疫情之機污名化中國，傳播“假新聞”煽動排華排亞裔的情緒，也有少數國內自媒體用不負責任的標題換取流量。這些做法既不道德又很荒謬，卻對缺乏媒介素養的個人屢屢奏效。在全球化的今天，媒介素養與國際理解緊密關聯，媒介素養教育需要引導學生關注文化的認同與差異，能夠用包容和開放的眼光看待他者，能夠更好地理解他者，理解不同文化的長處，進而求同存異。從全球而言，這項任務仍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