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去逝後，各方對其生前功過評判甚多，但較多集中于他對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對他帶給台灣經濟的影響則關注較少。客觀而言，李登輝對台灣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如作為農業經濟專家對台灣農業發展的推動、在其任內推動台灣以獨立關稅區加入WTO、台灣較順利渡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等。但事實上，他對台灣經濟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影響，不僅在其任內讓台灣失去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機遇，其對兩岸經貿關係的限制政策及“黑金政治”的遺毒至今仍對台灣經濟發展傷害至深。

一、台灣失去經濟轉型發展的戰略機遇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以往台灣發展的“經濟奇跡”受到嚴重挑戰。一方面，島內勞動力與土地這兩大重要基本生産要素的價格大幅上升，導致企業生産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在美國對台灣貿易強大壓力下，新台幣被迫大幅升值，台灣許多傳統出口産業失去國際競爭力。同時，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紛紛憑藉廉價勞力及資源的優勢加入國際市場競爭，台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産品受到嚴峻挑戰。為尋找經濟轉型發展新路以擺脫困境，1993年7月，台灣“經建會”提出“振興經濟方案”，將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列為經濟發展新的戰略目標與施政重點，並於1995年正式實施。該計劃擬以台灣為據點，發展與亞太各成員間全方位經貿關係，使台灣成為區域性的“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心”、“航空轉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及“媒體中心”，期望台灣能夠充當發達國家與東亞發展中國家及地區間承上啟下的角色，實現産業結構向高科技及其他高附加價值工業與現代服務業轉型發展。

基於台灣的地理條件與兩岸經貿往來十幾年積累的基礎，大陸無疑是台灣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最主要經濟腹地，而大陸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已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並加快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步伐，這也為台灣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創造了良好契機。然而，李登輝1995年6月突然訪美並引發嚴重的臺海危機。為了配合政治上推行分離路線的需要，李登輝竟斷然推翻自己原先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要以大陸為腹地”的主張，于1996年9月提出“以中國大陸為腹地建設亞太營運中心的論調必須加以調整”，對兩岸經貿往來應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經濟部”隨後修訂《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明確界定：“高科技、五千萬美金元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

李登輝驟然逆轉對大陸經貿政策取向，對臺商投資大陸發展及兩岸“三通”設置重重障礙，無疑是對剛啟步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的釜底抽薪，使其無疾而終，斷送了台灣經濟轉型發展的重大機遇，嚴重削弱台灣經濟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台灣最重要的港口高雄港的競爭力因此明顯削弱，在全球集裝箱港的排名逐年下滑就是個典型例證。而台灣産業結構至今無法擺脫製造業結構單一集中、現代服務業發展落後的窘境也無疑與台灣這次錯失重大發展機遇密切相關。

二、“黑金政治”成為侵蝕台灣經濟肌體的毒瘤

台灣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取消“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後，社會與政治進入多元化的發展時期，社會經濟資源相應發生重新配置過程。各政黨為了自身的利益及選舉，需要財團甚至黑道勢力的支持；而後者為了資源分配的利益也要借助政治力量，這就為金權政治與黑道勢力的生存提供有了深厚土壤。

這時期李登輝剛登上權力高峰不久，為了鞏固個人權力，他既要與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博鬥，又要應對民進黨對其政權的競爭挑戰，於是就大肆拉攏財團、地方派系甚至黑道人物參選各種公職以培植自己的勢力，大批財團、黑道人物因此紛紛進入各級行政及立法機構。這些財團與黑道勢力不僅通過權力機構影響當局經濟決策，而且大搞特權貸款、工程轉包、政治獻金等，黑道勢力甚至採用暴力手段，進行工程圍標、綁標、勒索保護費與權利金等。“黑金政治”快速演變成台灣社會經濟的巨大毒瘤，在直接侵蝕經濟肌體的同時，更造成治安惡化，社會秩序混亂，使投資者失去信心。

被“黑金政治”嚴重腐蝕的國民黨政權，也因此民心大失，這應是國民黨在台灣2000年大選中喪失了50年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幸的是，由李登輝發端並推進的“黑金政治”也被繼任的民進黨當局繼承並強化。2005-2006年可謂台灣爆發各種弊案最集中的年份，相繼爆發了高速鐵路延期、“股市禿鷹”、高雄捷運弊案、陳哲男涉炒股、貪瀆、賣官等弊案、吳淑珍收受太平洋崇光百貨禮券及介入工商企業股權之爭案，陳水扁女婿趙建銘涉臺開內線交易弊案及收賄、洗錢等不法行徑、ETC弊案等一系列重大弊案。而陳水扁本人最終則是以貪腐的典型代表成為階下囚。當時台灣島內外關注較多的是這些弊案對台灣政局與選舉的影響，而實際上這些弊案所反映出的政商勾結普遍、金權政治氾濫問題，已日益嚴重地侵蝕著台灣社會經濟肌體，使其不斷喪失健康發展的動力，突出表現在造成台灣公共建設投資效率低下；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打擊民間投資與消費信心等。

三、李登輝對台灣經濟的嚴重傷害延續至今

2016年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重新上臺執政，李登輝對兩岸經貿往來的限制政策及“黑金政治”的遺毒進一步發酵，使長期陷於“悶經濟”的台灣更加雪上加霜。

1.兩岸經貿往來持續籠罩在“戒急用忍”陰影中。民進黨當局為了政治上謀求“台獨”分離路線，極力阻止日益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在“5.20”就職演説中就強調，台灣要“告別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企圖引導台灣 “經濟脫中”，而“走出另外一條路”。她一方面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造成原有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中斷。另一方面則不斷緊縮對大陸經貿交流合作政策，如停止原有“自經區”等政策；嚴格限制大陸資本投資台灣；製造大陸游客入島障礙等。2019年以來，蔡英文當局為了自身的政治與選舉利益，運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快推進“台獨”分裂活動，繼增修所謂“國安五法”後，又在大選前夕急忙制定所謂“反滲透法”，大肆挑釁大陸，極力破壞兩岸交流合作。同時，蔡英文當局還積極充當美國牽制大陸的棋子，不惜犧牲台灣經濟發展的利益，在第一時間配合美國禁用華為産品。由此可見，蔡英文不僅完全繼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地破壞兩岸經貿交流合作。

2.“黑金政治”持續嚴重侵蝕台灣經濟。蔡英文上臺執政後，民進黨當局同樣深陷“黑金政治”痼疾。早在2016年11月就爆發了民進黨籍“立委”高志鵬關説、貪瀆案。2020年以來，政商勾結的貪賄弊案更是接二連三爆發。接受行賄集體貪瀆案；當局採購標案聘請“御用評委”，獨厚特定媒體及公關公司案……。一連串貪賄弊案的大爆發，反映出“黑金政治”已在現今台灣社會根深蒂固，它嚴重腐蝕台灣的政治生態，也深刻侵蝕台灣經濟肌體。以跨政黨企業主李恒隆為奪回SOGO經營權，向朝野 “立委”行賄3000多萬新台幣，試圖通過施壓“經濟部”影響“公司法”條文修正而拿回經營權。台灣正常的經濟秩序於此可謂蕩然無存。作者 鄧利娟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