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廣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隨著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陸上中西通道，色彩艷麗、質地輕盈的中國絲綢遠銷中亞、西亞、歐洲等地，成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方物，也是世界眼中古老東方文明的重要象徵。值得注意的是，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斷發現早期仰韶文化時期的絲織品，刷新了人們對中國絲織品的起源認知，更為重新審視中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線索。

 

　　“錦程”：鄭州地區早期絲織品的發現歷程

 

早在20世紀80年代，鄭州地區就發現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絲織品。1981年至1987年底，鄭州市文物工作隊對滎陽青臺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心區進行大面積的發掘，在W164、W486等甕棺中出土了炭化絲織品殘片（包括殘跡），據研究，這些絲織品距今已有5500年（張松林、高漢玉：《滎陽青臺遺址出土絲麻織品觀察與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近年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對鄭州周邊新石器文化遺址的系統化調查、勘探及發掘，找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群，文化遺存極為豐富。其中，在鞏義雙槐樹和滎陽汪溝兩個遺址發現的絲織品遺物格外引人注目。2013年至2014年4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在汪溝遺址中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絲織品遺存。其中一座甕棺收埋的嬰兒頭蓋骨上，粘有炭化絲麻織品殘留物，這些織物被確認為絲織物殘存，距今已有5300~5500年。2017年，在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了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牙雕蠶，蠶長6.4釐米、寬0.6~1釐米，厚0.1釐米，背部凸起，昂頭翹尾。這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蠶雕藝術品。雙槐樹牙雕蠶的發現可能能為仰韶文化已存在繅絲技術提供一些旁證。

 

上述遺存均屬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已有5000~5500年曆史，這表明中國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開始育蠶制絲，而鄭州及其周邊地區，正是中國最早的養蠶繅絲區域。

 

　　“帛制”：中原早期文明絲綢禮制化的表徵

 

絲綢緣何集中發現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可能與早期中國的文明進程密切相關。從目前考古資料來看，以距今5300年為重要節點，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開始顯現出禮制文明特質，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現。仰韶文化早中期，中原地區發現的聚落儘管數量不少，但規模梯次並不明顯，也未出現大型中心聚落。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以豫中為例，這一時期聚落數量激增。聚落的規模開始呈現明顯的等級化差異，大型中心聚落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如鞏義雙槐樹；次一級的中心聚落面積也在30萬平方米以上，如偃師寨灣、鄭州大河村等。聚落的佈局和結構逐漸複雜，政治、軍事功能更加凸顯，如青臺遺址使用了三重環壕，而鄭州西山則誕生了迄今中原地區最早的城址。

 

大型禮儀建築的出現。仰韶文化晚期，一些大型、超大型建築紛紛出現，其已不是簡單居所，而應為當時社會中具有較高等級的人物聚集決議或舉行重大活動的禮儀場所。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特大型禮儀性建築基址坐西面東，佔地面積達516平方米。該建築以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為中心，四週回廊環繞，佈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了一個結構複雜嚴謹的建築整體。這也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國傳統的回廊式建築，開創了中國古代大屋建築的先河。

 

高等級墓葬出現，墓葬呈現較為明顯的等級分化。近年來，在河南伊川、孟津、靈寶等地陸續發現一批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等級化差別明顯。例如，靈寶西坡遺址仰韶文化中期墓地共發現墓葬34座，從墓葬規模、結構和隨葬品來看，至少可分為三個等級。其中級別最高的M27為帶生土二層臺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口長5.03米、寬3.36米、深1.92米。墓室東部有一個圓角方形的腳坑。墓室和腳坑均以木板封蓋，上面再用青泥封填。腳坑內發現有大口缸、簋形器、釜灶、壺、缽、杯等9件陶器。有的大墓，如M22，還有玉鉞、環等禮器隨葬。級別最低的墓葬數量多、規模小、結構簡單，且無任何隨葬品。

 

禮器的使用。禮器的使用是中國禮樂文明的一項重要特徵。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區的墓葬中開始出現陶禮器和玉禮器，其中西坡墓地遺存最有代表性。玉禮器僅發現鉞一種；而陶禮器已形成了比較固定的組合，包括大口缸、釜灶、缽（碗）、簋形器（筒形器）、壺等炊器、食器、盛器、水器組合。其中，大口缸的有無、簋形器（筒形器）數量的多少又成為劃分等級的重要標準。這些墓地中隨葬禮器的使用充分體現出明顯的禮制規範與等級差異：一般而言，級別較高的墓葬中都含有兩種材質的禮器，而次一級的墓葬中則只有陶禮器，級別最低的墓葬中沒有禮器。

 

以前由於材料限制，學界通常認為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區的發展程度和水準相對較低，無法與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相比。近年來靈寶西坡、鞏義雙槐樹等大型遺址的發現，刷新了學界以往的認識。可以説，在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文明化跡象，社會等級分化也十分突出，已發展到蘇秉琦所説的“古國”階段。只不過，中原地區向文明化演變的模式與西遼河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不同。正如李伯謙所言，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而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載《文物》2009年第3期）。不同於神權國家將社會大部分財富用於宗教祭祀設施的建設和宗教活動上，中原地區的王權國家十分重視社會機制的可持續發展，其以“祖先崇拜”為手段，注重血緣關係的架構；以禮樂文明為核心，突出社會秩序的穩定，顯示出尊貴輕富、尚樸重禮的特點。正是在這種模式下，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的社會生産力水準普遍較高，重視物質世界的開發利用，因而能破解養蠶繅絲技術，最早製作出色彩艷麗、質地輕盈的絲綢。在當時的條件下，絲綢絕對是奢侈品，這就決定了它的稀缺性與壟斷性，只服務於高等級的貴族階層，以顯示其地位的尊貴。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絲綢的功能與玉禮器和陶禮器一樣，也是禮樂文明的物化表現形式，也發揮著“明貴賤”“辨等列”的重要作用。

 

　　“帝跡”：絲綢是尋找黃帝蹤跡的重要線索

 

仰韶文化晚期，以河洛地區為核心的中原腹地分佈著仰韶文化秦王寨類型，也有學者直接稱之為秦王寨文化。該文化長期以來被認為與黃帝軒轅氏關係密切，這一認識主要源於兩個方面。

 

一是該文化的社會發展程度與黃帝所處時代相符。近年來，該文化類型的大型環壕聚落和城址、大型禮儀性建築基址、高等級墓葬和精美隨葬品不斷出土，展示出較高的文明化程度，社會已發展到“古國”或“酋邦”階段，而文獻中的黃帝時代，正是處於這樣一個階段。

 

二是文獻中有很多關於黃帝在中原地區活動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從這些記述可見，黃帝活動的地域範圍廣闊，其核心區域應在中原。另外，這些記載也顯示，黃帝集軍權、王權于一身，且十分關心農業、手工業、漁獵業等發展。這與大河村文化等所呈現的文化面貌高度吻合。《史記·五帝本紀》説：“黃帝居軒轅之丘。”《集解》引晉人皇甫謐之説：“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這些文獻認為黃帝是有熊國君，有熊國在新鄭，而黃帝的住處則是新鄭境內的軒轅丘。

 

近年來鄭州地區秦王寨文化中絲織品的發現，印證了黃帝之妻嫘祖養蠶繅絲的記載，更為探尋黃帝軒轅氏在中原地區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山海經》曰：“黃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作為黃帝的妻子，嫘祖被尊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養蠶繅絲者，更有“先蠶”聖母之譽。如《路史·後紀五》言：“（嫘祖）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

 

以絲綢遺存為線索，我們或可勾勒出軒轅氏在中原地區的文明發展軌跡。在距今5500~5000年前，黃帝部落定都于新鄭一帶，以中原地區為腹地，大力發展社會生産，經濟發展水準領先於周邊其他部落。作為部落首領，黃帝文韜武略，其妻嫘祖聰穎賢惠。他們帶領華夏民族不斷前進，推動了中國早期文明的快速發展。李學勤曾開宗明義地指出，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説是中華文明形成的一種標誌（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

 

總的來看，鄭州地區秦王寨文化絲織品遺存的發現，將中國養蠶繅絲的歷史推進到距今五千年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秦王寨的絲織品已經具備了紗和羅兩種形態，是比較成熟的絲織品；在此之前，絲綢在中國應該還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發展階段。那麼，絲綢在中華大地上的肇始究竟起于何時何地呢？近年來，這一問題在科技考古飛速發展的助益下得到了進一步探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在舞陽賈湖兩處墓葬人體遺骸腹部的土壤樣品中，檢測到蠶絲蛋白的殘留物，推進了尋找絲綢起源的探索。如果我們把研究視野轉向中原地區之外，又會産生這樣的疑問，仰韶文化的絲綢工藝，是否會對周邊産生輻射影響呢？長江下游地區錢山漾遺址中絲綢的發現，顯示出這種工藝傳播的可能性。簡而言之，早期絲織品的發現與研究，是中原地區早期文明與社會發展的重要表徵，也體現了史前時期區際文化的交流與溝通，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關鍵線索與代表物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