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雨薇（黑龍江大學文學院講師）

今年是著名文學家瞿秋白逝世85週年。在短暫的36年人生中，瞿秋白所從事的對俄羅斯文學的傳播、研究與譯述工作，不僅為中國新文學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蛻變前導引路，也為中俄兩國文化交流搭建了溝通的橋梁。他為人類留下的寶貴的思想與文學財富至今仍熠熠生輝。

瞿秋白對俄羅斯文學的選擇是一種必然，這種必然是在時代與個人的作用下共同完成的。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仍是個“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的“黑甜鄉”，而此時的俄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革命，作為一名有志於救國救民的覺悟青年，瞿秋白衝破重重阻礙，以中國第一批特派駐外記者、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等身份多次赴俄，成為俄國十月革命後最早、最系統地向國內報道蘇俄情況的先行者。

瞿秋白倡導以俄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為思想來源，重新闡述了文藝與階級、文藝與社會的關係；他提出的“革命文藝大眾化”思想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次重大發展，並最終成為中國左翼文藝思想的理論主流。20世紀30年代，瞿秋白提出了“文腔革命”，在對“五四”精神繼承的同時，又對其文學方面的成果進行了系統性批判，而這同樣是在瞿秋白旅蘇期間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建設經驗的觀照之下展開的。

普希金曾説，“譯者是傳播文明的驛馬”。作為我國最早從俄文原文直接譯介蘇俄文學作品的“紅色翻譯家”之一，瞿秋白率先翻譯並系統研究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和蘇聯作家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萊蒙托夫等人的文學作品，為中俄兩國的人文交流作出了貢獻。1919年到1935年間，他曾翻譯了幾十部優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總字數逾二百萬。他的譯作體裁多樣，特點鮮明，政治與文學色彩並重，憑藉其獨特的語言優勢直擊蘇俄文學的思想內核，被魯迅先生高度評價為“信而且達，並世無兩”。

早在五四時期，瞿秋白還在外交部俄文專修館時就已如饑似渴地閱讀契訶夫、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積極進行俄羅斯文學的翻譯工作。他的第一篇文學譯作是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説《閒談》，刊登在1919年《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刊。隨後，他還陸續翻譯併發表了果戈理的小説《婦女》、萊蒙托夫的抒情詩《安琪兒》，與耿濟之共同翻譯完成了《俄羅斯文學叢書》《托爾斯泰短篇小説集》等。他也是將《國際歌》譯成中文的第一人，併發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此外，瞿秋白還鼓勵並帶動了許多青年文學愛好者從事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工作，並親自為他們共同翻譯的作品《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説集》《驛站監察史》等作序。

這一時期的譯介工作帶給瞿秋白的是一次思想上的重大轉折，曾經耽于舊體詩來排遣個人積鬱的吟咏者開始將目光轉向人民大眾。他的譯作涉及教育、科學、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體現了“以科學民主對抗封建愚昧，以改革社會救國救民”的核心思想。同時，文學活動的轉型也促成了瞿秋白在政治思想上的轉變，正如瞿秋白在翻譯果戈理的短劇《仆禦室》時在《後記》中所説，要“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打破社會習慣，改變‘社會的惡’”。在1931年至1933年間，他又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訶德》、普希金的《茨岡》、高爾基的《二十六個和一個》《克裏慕·薩莫京的生活》、革拉特珂夫的《新土地》以及別德訥衣、綏拉菲摩維支等的諸多經典作品。

除文學作品外，瞿秋白還憑藉其精湛的俄文水準與對蘇俄政治哲學、文學政策的深入理解，翻譯了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在內的宣傳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闡明瞭文學藝術的功能。大量的文藝作品與文藝理論的譯介與引入也為其後來領導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與理論基礎，使得中國左翼作家對蘇俄文學的真誠接受成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抹獨特的亮色，這對後來的文學藝術事業發展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瞿秋白不僅在理論上探索大眾化文藝問題，還親自嘗試創作大眾化的文藝作品。而他的創作活動有許多都是在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下進行的，正如瞿秋白自己的總結：“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俄羅斯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其早期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顯露出蘇俄文學的痕跡。散文《戰爭與和平》顯然是借鑒了托爾斯泰長篇同名著作的標題，《愛》《勞動》等也是受到了托爾斯泰泛愛主義與勞動主義觀點的影響而寫就的。散文《一種雲》《暴風雨之前》都脫胎于高爾基的詩歌《海燕》，其中所傳遞出的戰鬥精神與抒情意蘊，甚至語言風格都如出一轍。

在首次赴莫斯科工作的兩年中，瞿秋白以其特有的詩人才華與文人氣質，完成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散文著作，這是中國最早的對社會主義蘇聯進行全面介紹的文學作品。瞿秋白以俄羅斯文學中典型的“多餘人”形象自喻，進行反思與自省，在新俄社會文化的影響下，開始為人生與社會找尋新的出路，實現了文學才情與政治理想的結合。這樣的異質文化特徵在其英勇就義前所寫的《多餘的話》中也多有體現，《多餘的話》中所包蘊的懺悔意識也是典型的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特質之一。

除散文外，在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過程中，瞿秋白還寫下了大量的雜文以及創新形式的詩歌和曲藝作品，如《學閥萬歲》《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等，批判了“第三種人”並論述了文藝大眾化的問題，而這些作品大多也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邏輯起點展開論述。

當然，瞿秋白對俄羅斯文學並不是一味地盲目仿製，正如瞿秋白自己所説：“我們看待俄國的文學，只不過如吳季扎的觀詩，可以知道他國內社會改革的所由來，斷不敢説，模倣著去製造新文學就可以達到我們改革社會的目的。”他憑藉紮實的舊學基底、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學素養與現代學術意識，不斷挖掘俄羅斯文學所承載的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與中國新文學發展內在動力的相似之處，共同形成了中國文學與俄羅斯文學的豐富指涉，用書生革命者的一腔赤誠喚醒了沉睡中的中國。